古田会议虽仅持续了短短两天（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但其历史影响却深刻而长远。自井冈山朱德、毛泽东红军胜利会师以来，长达一年零八个月的激烈争论，在这两天内得到了最终的结论。因此，若要全面领会古田会议的历史性意义，仅仅着眼于其召开地点、讨论内容以及决议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将其置于会议召开前的复杂历史背景中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审视。

朱毛之争原因

深入研究古田会议及其前后的党史军史，一个感受愈发鲜明：古田会议的召开，离不开朱德与毛泽东之间的争执，同样，若无前敌委员会与中央军事委员会之间的矛盾，亦无法催生古田会议的诞生。

在古田会议召开之际，一场激烈的争论展开，其中汇聚了我党我军众多杰出的历史人物。毛泽东、朱德，以及坚定支持朱德的陈毅，还有站在毛泽东一方的林彪，以及激化矛盾的关键人物刘安恭，以及作为中央领导核心的周恩来，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在古田会议召开的前后逐渐得到了梳理与整合。

古田会议不仅对我军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亦对我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深入剖析古田会议的起源与发展，我们便能洞察其背后所触及的朱德、毛泽东红军自会师以来所面临的种种复杂矛盾与棘手问题。追溯至1928年4月，朱毛红军胜利汇合，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尤其是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壮大；4月28日，依照湘南特委的决策，红军实现了会师，并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架构。红四军5月底，按要求改。工农红军第四军正是如此，红四军的名称由此而来。朱德与毛泽东的红军部队的会师，是这一重大成就的体现，若非那次会师，红军的战斗力绝不可能实现如此显著的提升。

红四军编成：

28团，南昌起义部队。

第29团、第30团、第33团——这些英勇的湘南起义农军。

31团，秋收起义部队。

第32团，曾是井冈山之主，王佐、袁文才所率领的英勇部队。

在这其中，第28团和第31团构成了主力，它们不仅参与了南昌起义，更是秋收起义的参与者。继“八月失败”之后，第29团、第30团与第33团相继溃散，而第32团亦在红四军撤离井冈山根据地之际遭受了重大损失。因此，第28团与第31团便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基石”。

南昌起义的领军人物朱德，秋收起义的主将毛泽东，均跃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事力量中两位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参与秋收起义者。谭震林回望往昔，我们曾深思，“若非朱德将军将南昌起义的队伍引领至井冈山，而山上的力量仅限于秋收暴动所遗留的那微薄的力量，维持下去将变得极为艰难。秋收暴动的中坚力量，主要来自湖南的农军、浏阳的学生以及安源的矿工，他们的战斗力颇为薄弱。部队抵达井冈山后，虽与袁文才、王佐的部队成功会师，但战斗力依旧孱弱”。谭震林亦曾感慨，“在井冈山的日子里，我们时常遭遇下山作战的挫败，无论是今天与敌人交锋还是明天，都无法取得胜利，无奈之下，我们只得退守山上，依靠险要的地势进行固守。”

朱德部抵达。军官们绝大多数出自黄埔军校的摇篮，而士兵们则无一例外地出自北伐“铁军”的行列。井冈山战斗力显著提升。

自朱、毛胜利会师，第28团与第31团这两大红军发展根基中，第28团——源自南昌起义的英勇部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进而确立了朱德在工农红军中的崇高地位。

当时红四军党组织领导有三。

湖南省委前委，毛泽东任书记。

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为毛泽东。

三是红四军军委，毛泽东曾任书记。

朱德、陈毅曾任书记。

依据1928年6月中央来信“六月来信”指示红四军前委组织军事委员会（即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朱德担任书记一职，陈毅则担任士兵委员会秘书长。正是基于这样的组织架构，后来的前敌委员会与中央军事委员会之间的争议便由此拉开序幕。此外，参加南昌起义的第28团以及参加秋收起义的第31团，这两支部队在组织形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秋收起义的部队，经历了诸多波折与考验。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方针，南昌起义的部队仅限于连级单位设立了党代表。

毛泽东曾言：“红军之所以能历经艰辛，顽强拼搏而不至于溃散，‘支部建在连上这，无疑是关键因素之一。两年前，我们未能充分掌握政府军中的士兵组织，即便是叶挺部，也仅是每团设立一个支部，因此难以经受住考验。

毛泽东所提及的“叶挺部”，实则广泛指的是南昌起义的部队。彼时，各团均设立党支部。毛泽东在讲话中旨在强调，在党的领导绝对化这一维度上，秋收起义的部队相较于南昌起义的部队更具优势。那些曾参与南昌起义的第28团的“铁军”老兵，在战斗中确展现了强大的战斗力，然而，他们因长期远离生产、群众，加之对打土豪、分浮财以及“共产”的片面理解，错误地认为“物归我有”。纪律意识薄弱。彼时之际，南昌起义的“铁军”对秋收起义的“农军”抱有轻视，认为他们粗俗，缺乏正规的军事训练，未曾经历激烈的实战考验。

秋收起义的农军对南昌起义的“铁军”颇感不满，视其为人浮于事，带有兵痞和军阀主义的倾向。尽管南昌起义的部队屡战屡胜，人手众多，装备精良，却不愿将武器支援给农军。而秋收起义的部队虽然财源滚滚，财政状况良好，却也未曾慷慨解囊，援助铁军。

谭震林回忆说，“彼时，朱德莅临第31团发表讲话，并未受到热烈欢迎，而毛泽东亦鲜少踏足第28团进行演讲。提及井冈山，脑海中首先浮现的便是朱德与毛泽东胜利会师的壮阔油画。事实上，朱德与毛泽东会师之后，红军实现了力量的整合，锻造出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这一变革是在古田会议召开之后逐步实现的。在古田会议召开之前，南昌起义的部队与秋收起义的部队在管理与作风方面存在着显著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差异，当两支部队汇聚一堂时，最初的争执与冲突便显得不可避免。这场斗争的导火索，可以追溯到柏露会议的召开。

柏露会议会址

会议议题是井冈山守留问题的问题，巩固井冈山还是出击赣闽？朱、毛会上起争执。

在1929年1月，蒋介石针对井冈山地区发起了第三次“围剿”行动，集结了八个旅，总计约三万大军，对井冈山造成了沉重的压力。在此背景下，双方立场出现了显著分歧。

毛泽东坚守井冈山，井冈山的地形险峻崎岖，易守难攻，敌军若至，我方则集中兵力应对；敌军撤退，便分兵发动民众。根据地的拓展应采取“波浪式”的策略，然而绝不可轻言放弃。朱德持不同意见，主张转至外线进行游击作战，并舍弃井冈山这一战略据点。朱德指出，井冈山地处湘江与赣江之间，东西两侧均受江河阻隔，难以徒步穿越；南北两侧亦难以拓展，缺乏足够的战略空间。因此，红军应采取长途奔袭的游击战术，仅凭坚守井冈山一地，难以持久。

当时，现实情况之一便是两军会师后，井冈山的兵力急剧增加。众所周知，井冈山区地广人稀，要维持如此庞大一支红军队伍的供给，经济压力自是巨大。加之敌方严密的外线封锁，双方意见的不一致便在所难免。

毛泽东认为，朱德放弃井冈山打游击是正确的。“游击主义”朱德认为，毛泽东坚守井冈山是“保守主义”今日，若我们以客观之姿审视这场争论，亦无法断言毛泽东彼时的观点皆无误。

随后，毛泽东在压力之下，不得不赞同发起了对赣南的攻势。经过对赣南、闽西地区的深入探索，他敏锐地察觉到该地广袤的空间潜力，于是便在此地以瑞金为核心，成功建立了中央苏区。“井冈山虽为坚固的防御之地，却不宜作为战略的起点。”此乃因井冈山地盘狭小，资源匮乏。由此可见，朱德主张出击赣南以扩大战场的策略，在朱、毛意见相左、争执不下的初期，显得尤为合理。当两人各执一词、难以达成共识之际，陈毅挺身而出，力促双方和解。

陈毅深以为然，朱德与毛泽东的观点各有其理。井冈山的地形固然险峻，易守难攻，实为一块宝地。然而，此处“人口稀少，不足两千，粮食产量有限，年产不过万担”，加之敌军的经济封锁，若不采取分兵远征，开展游击战，便难以突破敌军的第三次“围剿”。如此一来，红军将面临严重的困境。

柏露会议采纳了陈毅意见。

彭德怀受命率领第30团，同时指挥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留守井冈山。朱、毛率红四军主力28团、31团挥师赣南，采取外线战术，成功牵制敌军，突破经济封锁的重重阻碍。

起初，并未预见到要创建广阔的苏区，原本计划在引开敌军后返回，却不料一去便音讯全无。事实上，外出之际，我方意外发现了赣南、闽西这块更为理想的根据地。由此可见，朱德当时主张出击赣南进行游击战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毛泽东最终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建议，并与朱德携手共同开辟了赣南与闽西的革命根据地，其中闽西区域便涵盖了古田地区。

井冈山之行后，红军并未遭遇坦途。下山之初，红四军遭遇重重阻碍，面临前方的围追堵截，连连遭受战败。更糟糕的是，他们行进在缺乏共产党组织和革命群众支持的地区，使得红军陷入极为不利的局面。这段时期，堪称红军最为艰苦的时刻。困境引发了内部争论。争论的根源在于何处？那时，部队在物资补给和休整方面遭遇重重难题，多数人认为第28团与第31团不宜合并，主张分兵行动，由朱德指挥一部分力量，毛泽东指挥另一部分力量，各自为战。这便是所谓的权力集中与分散之争。权力集中与分散之争，起源于分兵的行动决策。在罗福嶂会议的后续议程中，一个备受瞩目的议题便是“分兵”策略的探讨。

在罗福嶂会议召开之前，红四军部队经历了一次改编，此改编正是为了分兵行动所进行的组织上的预先准备。

部队改编为两纵队。

一支队伍由第28团与特务营合并而成，党代表为陈毅同志，纵队长则由林彪担任。

第二纵队由第31团组建而成，其党代表为蔡协民，纵队长则由伍中豪担任。

当时，毛泽东坚决抵制分兵之策。他坚信，唯有红军主力保持整体行动，方能有效抵御敌人逐一击破的企图。因此，在1929年2月3日举行的罗福嶂前委会议上，朱德与毛泽东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执，毛泽东毅然驳回分兵的建议，并决定不予讨论，此举激起了与会者普遍的不满情绪。

罗福嶂会议旧址

最终，在罗福嶂会议上，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前委的身份正式提出：朱德担任书记的军委暂停运作，军委机关随之转型为政治部，毛泽东亲自兼任政治部主任，此举实际上剥夺了朱德的决策权限。

当时，毛泽东领导前委，朱德执掌军委，若要避免分兵，其关键便在于那“统一领导”的争议。为彻底消除分兵的念头，毛泽东毅然撤销了军委，将其改编为政治部，并亲自担任政治部主任。这一举措被部分人解读为毛泽东的集权行为，他既担任前委书记，又兼任党代表，同时还掌管政治部主任一职，集大权于一身，这也为日后更为激烈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在军委被撤销后，起初红军的发展颇为顺畅，没有了前委与军委间的相互牵制，毛泽东指挥作战更加得心应手。那时，战事进展顺利，红军一举歼灭了敌军两个团，这成为自下井冈山以来红军的首次胜利。正当红军局势开始向好转之趋时，中央的“二月来信”也到了前线。

“《二月来信》系中央鉴于毛泽东、朱德所反馈的红四军自井冈山撤出后所面临的极度困境，在充分参考共产国际建议的基础上，所作出的一项决策。”朱德与毛泽东必须果断决定脱离部队，迅速前往中央，同时令红军原地留守，开展分散游击战。此举鉴于朱、毛二人共同存在，目标过于显眼。

然而，“二月来信”抵达前线时，时值四月，局势已然有所改善，红军已摆脱被动挨打的困境。因此，朱德和毛泽东均对“二月来信”表示了不同意见。

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致信中央，强调中央发出的“二月来信”对于我军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和内部实力的评估过于消极，提出的建议也缺乏现实可行性。朱德虽然同样不认同“二月来信”的观点，却主张不应直接对中央进行指责。尽管二人的立场在本质上保持一致，但在表达上却各有侧重。

昔日，身为下级的毛泽东致信上级上海中央，其批评之词日后竟成为他人诘责其“不遵从中央领导、公然写信与中央决策相抗”的把柄。红四军中一些主张分兵游击的人，就以此事为由，讲毛泽东不服从中央、大权独揽，再次要求红四军分兵游击。应该说，中央的“二月来信”，不仅没有调和朱、毛之间的矛盾，反而使矛盾扩大化了。

在矛盾加剧之际，关键人物刘安恭应运而至。他的出现，使得朱德与毛泽东之间的争执迅速升温至白热化阶段。在刘安恭到来之前，朱、毛之争尚局限于口头争执，即便毛泽东采取组织手段撤销军委职务，朱德亦未曾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反对意见。然而，刘安恭的介入，却引发了诸多纷争。

1929年五月，党组织派遣刘安恭同志前往红四军担任工作。刘安恭在早年赴德国深造，并曾参与南昌起义，继而又赴苏联深造军事。然而，他的身份背景颇为复杂。在苏联学习期间，因涉嫌托派，被苏方遣返，中央亦因此将他派往苏区工作。然而，苏区的同志们对此并不知情，误以为中央派来了一位从苏联归来的高级将领。因此，红四军内部各方纷纷争取他的支持。毛泽东率先表态，在扩大前委会议上，他提议设立红四军临时军委，由前委领导军事工作，并提名刘安恭担任临时军委书记。此外，毛泽东还将政治部主任一职交由刘安恭担任。

因此，刘安恭不仅肩负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的重任，同时亦兼任政治部主任。在那个时期，政治部的影响力颇大，部队在“打土豪、分田地”以及筹款活动中所获资源，均由政治部负责分配，这无疑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资源调配权力。

“红四军的规章制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文献中并无记载，连一个字都无法对得上，完全是你们自行其是，违背规范，显得粗俗且带有浓厚的农民意识，应当予以全面废除。”刘安恭所持的这种立场，毛泽东尤为反感，即其“言必称希腊”的做法。

毛回应：“肩负头脑，笔耕不辍，创作文章应独立完成。苏联红军的宝贵经验固然值得借鉴，然而，这种借鉴并非盲目跟从，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毛泽东始终秉持这一观点。刘安恭闻言，面色不悦，打断毛泽东的言辞，直言：“你似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坚定的信仰，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应当字字遵从，你此处擅自改动，擅自修改马克思列宁的言论，实属不妥。”

起初，朱德与毛泽东之间的争议并未激化，毛泽东居于领导地位，朱德虽持有不同看法，却并未采取激烈行动。然而，刘安恭的介入却加剧了矛盾：他声称毛泽东致中央的复信是对中央的挑战，朱德虽存异议却保持沉默，服从中央的指挥，而毛泽东则被视为不服从中央的命令。这一举动瞬间将朱、毛之间的矛盾升级，使得斗争的“热度”急剧上升。

陈毅持反对态度针对刘安恭，他与林彪同样对刘安恭评价甚低。陈毅后来在上海向周恩来汇报时提及，以刘安恭的身份，起初众人对他充满信任，皆以为他是中央派遣的特使，“外来的和尚念经特别灵验”。这主要是因为在红四军，同志们朝夕相处，相互了解深入，彼此的优缺点一目了然。而对于初来乍到之人，由于缺乏了解，同志们对他并无成见，这也使得工作开展起来更为顺利。

然而，未曾料想的是，刘安恭的到来反而加剧了矛盾。陈毅曾表示，原本意图让刘安恭担任副营长一职，却最终让他升任为纵队司令员。一纵队的司令员是林彪，而二纵队的司令员则成为了刘安恭。客观而言，那时的刘安恭在朱德、毛泽东之间的分歧问题上扮演了不利的“催化者”角色，使得党内斗争迅速升级，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当时，两情况异常。

首先，在1929年5月23日，朱德与刘安恭携手向中央递交了红军第四军的报告，并在报告上共同署名后即刻呈送。通常情况下，红四军的报告需由朱德与毛泽东共同签署后方能递送，然而随着刘安恭的到来，他接替了毛泽东政治部主任的职位——这自然也是毛泽东主动让出的——因此，在军长朱德与政治部主任刘安恭的联署下，报告便被直接上交。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连签字的权力都没有了；

其次，毛泽东随后特地致信中央，其报告上署有他的名字。“前委书记毛泽东”。

过往，红四军的文件未曾以如此方式落款，以往皆以“前委”为署名。在报告之中，他直言党内浮现了一些问题，并正处在“改进”的过程之中。然而，这所谓的“改进中”实则并未如毛泽东最初所预想的般乐观，事实上，形势已逐渐显现出失控的迹象。这一态势，从后续的一个历史细节中亦可见一斑。1929年6月18日，红四军在龙岩小池召开作战会议，旨在研究部署“三打龙岩”，但会议竟未邀请毛泽东出席，仅通知了政治部副主任谭震林。这一事实表明，刘安恭的到来后，毛泽东不再被要求联名签署文件，也鲜少被邀请参与会议。

这种组织隔离采取的举措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毛泽东对“枪杆子指挥党”的深刻忧虑，进而加剧了党内斗争的激烈程度。

起初，众人皆以为刘安恭加入红四军后能成功化解朱、毛之间的纷争，然而刘安恭的到来却使得局势愈发棘手。“热度”急剧攀升，紧接着便召开了湖雷1929年5月底，在湖雷会议上，与会者们围绕“党的工作范围”这一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辩论。党要管什么，管多广范围？是否对前委的领导范围过大、权力集中表示关切？是否认为前委过分干涉了基层党部的工作，取而代之了群众参与？前委是否存在书记独断专行的现象，是否有家长式管理的倾向？这些问题都直指毛泽东。 湖雷会议激化了红四军内部的矛盾，成为其爆发的重要节点。会议落幕数日之后，刘安恭，时任临时军委书记，随即主持召开了临时军委的紧急会议。在会议决议通过之前，仅就行动事宜进行探讨，其他议题则暂缓讨论。，遂提出恢复红四军正式军委的动议。此举意味着，身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仅能参与行动议题的讨论，而在其他事务上，您并无决策之权。在湖雷会议上，关于限制前委权力的观点并非仅由少数人提出，而是赢得了多数与会者的赞同。

毛泽东当时仅得到了林彪、谭震林、江华、蔡协民等少数人的支持，即便是在参加秋收起义的众多干部中，也鲜有人站到他的一边。他的处境变得空前艰难，孤独感油然而生。

湖雷会议引发双方摊牌。白砂会议毛泽东观察到湖雷会议出现了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下属竟规定上司的工作界限。刘安恭身为政治部主任及临时军委书记，却对毛泽东担任书记的前委作出规定，要求其“仅讨论行动问题，不予涉及其他事务”。这种由下级党委擅自作出决定、限制上级党委职权的异常行为，尚属首次。毛泽东视此为原则问题，深感无法再继续此种做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白砂会议应运而生。

在白砂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撤销临时军委。刘安恭则坚决主张保留临时军委的设置。在会议最终的投票中，毛泽东的提议以36票对5票的绝对优势获得通过。随着临时军委的撤销，刘安恭所担任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也随之被剥夺。尽管如此，刘安恭依然四处奔波，积极联络，依旧秉持其一贯的做法。因此，关于这一议题的讨论范围也日渐扩大，不少纵队以及下属的团级单位已经开始对此展开讨论。

毛泽东最终毅然决然地提出了辞职的请求。他深感身为前委书记，既无法全权推进工作，又不得不承担相应责任，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因此迫切希望立刻更换前委书记，以便自己得以离开红四军，前往苏联进修并稍作休整。

在我看来，当时的毛泽东，大约有七成是出于真心不愿再担任此职，而余下的三成，或许是他确实有意前往苏联，一窥其风采。

昔日，那些曾赴苏联深造或与苏联高层领导人有所交往的个体，归国后无一例外地晋升为党内的重要权威。例如，项英归国之际，腰间悬挂着斯大林所赠之枪，他的言辞亦随之增添了不容置疑的威严。张国焘与列宁有过单独的交谈，这使得他在党内确立了崇高的权威。当时，中共仅仅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毛泽东虽曾心生向往，渴望前往苏联深造、“求道”，一窥那些归国同志们究竟有何“卓越之才”！

毛泽东辞职后，陈毅被推选出来，接替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后来，当毛泽东辞职的消息传出去以后，他自己都没想到，林彪当天晚上就给他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 林彪在信中言道：“目前，第四军中部分同志的领袖野心急剧膨胀，虚荣心亦达到了极端的程度。”

这些同志在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声望，因此，他们借助各种封建手段，形成了一个隐秘的派系，专以夸大其词攻击其他同志。林彪继续指出：“然而，许多党员未能察觉这一错误倾向，积极予以纠正，反而被少数抱有领袖野心的同志所误导，盲目追随他们的观点，这实在令人惋惜。”林彪在文末强调道：“你今日所提出的，关于个人离职前委的提议，我深表反对。若党内出现错误思想，你应当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予以纠正，切勿置身事外，任其发展。”毛泽东始终渴望对南昌起义的部队进行革新，鉴于该部队构成了红军战斗力的骨干，理应完全纳入党的领导体系之中。

毛泽东曾对陈毅抱有厚望，意图借助陈毅之才执掌该部队，然终未如愿。继而又将希望寄托于刘安恭，亦未能成就。谁料，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却是林彪。彼时，林彪担任第28团团长及一纵队司令员之职，这意味着红四军中南昌起义的部队悉数受其统率。

林彪的支持，对毛泽东最终稳固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

毛泽东与林彪的相识，始于井冈山会师的盛事。在那次茨坪的会议上，年仅21岁的林彪就座发言，对毛泽东所提出的战略主张表示坚决支持。他主张，当敌人发动进攻时，红军应集中火力，全力打击敌人；而在敌人撤退或被击败之后，红军则应就地分散，深入开展群众工作，推进“打土豪、分田地”的改革，组建赤卫队，并致力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林彪那时的讲话独具风格，具有极高的概括力和感召力，他提出的“红军与民众共同奋进”的理念，给毛泽东留下了鲜明印象。这一点恰恰契合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政治立场和群众路线。毛泽东随即询问：“这出自何人？”陈毅向他透露，这位正是第28团一营的营长林彪，被誉为“林间三虎”的杰出将领。毛泽东自此与林彪结缘。在接到林彪来函的当晚，毛泽东激动不已，即刻提笔给林彪复信，信函篇幅长达6700余字。

毛泽东曾言：“你的来信令我深受触动，你的勇往直前精神令人敬佩。我必与您以及所有致力于党的团结与革命事业推进的同志们并肩作战，共同对抗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与制度。”翌日，朱德亦致信林彪。鉴于毛泽东将林彪的信件公之于红四军《前委通讯》，全军上下均有所知。信中，林彪对朱德的一些表述颇为尖锐。然而，朱德在回信中并未对林彪的观点进行公开反驳。我并不赞同林彪信中所流露出的过分悲观情绪。

最终，这两封信件均在《前委通讯》的第三期中予以刊登，此举无疑将朱德与毛泽东之间的争执公之于众。一时间，各级官员纷纷热议，舆论沸腾。据接替毛泽东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陈毅回忆，当时朱、毛二人“矛盾深重，不容忽视”，可见他们之间的分歧已至尖锐之极。

随后举行的红四军七大，其核心目标之一便是化解这些积存已久的矛盾。然而，此次会议并未能平息矛盾，反而导致其进一步激化，矛盾的范围也随之扩大。

陈毅，作为当时主持红四军七大的负责人，回忆称其采取的策略为“普遍批评”。毛泽东、朱德、刘安恭等人均受到了批评，凡是在争论中有所参与的成员，无一例外。不过，批评的力度各有不同。陈毅对毛泽东的批评尤为激烈，列举了“七条错误”，涵盖个人专权、家长制等问题；而对朱德的批评则相对较少，态度较为温和。最终，会议代表对毛泽东和朱德提出了众多意见和建议。

在此次争论中，朱、毛两位同志均存在同等程度的失误。然而，鉴于毛泽东同志担任党的代表与书记的重任，对于此次争论的发生，他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提议对朱、毛二人均应给予相应的处分。

在会议的最终决议中，毛泽东同志被给予严重警告的处分，而朱德同志则受到了书面警告的处分。尽管毛泽东和朱德两位同志均入选前委成员，却未能在前委书记的选举中胜出，最终陈毅同志被一致推举为前委书记。

陈毅本无意担任书记一职，宁愿将此重任让与他人，然而与会代表最终选定了他，他亦只得勉为其难，接受了书记的职位。前委书记之落选，乃毛泽东同志生平唯一遭遇的自下而上的罢免之例。毛泽东在生平中多次遭遇免职之境：1927年，率部进军井冈山后，被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1931年，于赣南会议上，其被免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书记及红一方面军军委临时前委书记之职；1932年，在宁都会议上，他被剥夺了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位。这数次免职与撤职，均为上级作出的决定，是中央方面对其职位的撤销。

此次七大会议，其动力源自底层。毛泽东曾言：“我的力量，根植于基层，来源于民众，来源于士兵，源自基层群众，而此次，竟遭来自基层的颠覆。”七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因病休养，前往蛟洋疗养。

七大落幕之后，陈毅同志离队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此时朱德同志临时代理前委书记一职。在这段时期内，红四军的领导层中不复存在毛泽东所批判的“专断、一言堂、家长制”现象，前委会的会议氛围转变为一场“民主的集会”，并迅速演变为纵队长们参与的“联席会议”。各纵队长就各自纵队的立场、发展方向和利益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场面一度混乱不堪。由于所有事务都需经过民主讨论，决策往往难以达成，更遑论有实质性结果，会议因此变得杂乱无章，民主的氛围也逐渐变得难以维系。

继而，红四军攻克福建上杭，并在此地召开了著名的“八大”。

朱德深感此路不可持续，遂与若干代表联名致信，恳请毛泽东重返工作岗位。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我生平习惯于深思熟虑问题，严格督促事务，这既是我的工作态度，也是我的人生准则。”‘陈毅主义’那成为众矢之的的存在，陈毅曾期许我成为“八面美人”，意在各方取悦，但这非我所为。我坚决抵制那种敷衍了事、折衷调和、含糊不清的所谓“陈毅主义”。毛泽东首次提出“陈毅主义”。

事后，毛泽东亦承认其言辞有过激之处。然而，彼时的毛泽东执着于辨明事理，坚信陈毅在七大所提出的所谓“七条错误”，均系基于个人伦理的考量，而非政治原则的审视。

陈毅此刻身处何处？他正位于上海，并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历史以及党内的争议。鉴于陈毅提出的问题至关重要，周恩来和李立三作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决定组建一个由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组成的三人小组。周恩来负责组织相关人员，集中研讨如何解决红四军内部的矛盾，并确定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周恩来在古田会议。

此时——恰在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落幕、古田会议尚未召开之际——周恩来悄然步入会场。

今天我们探讨周恩来所扮演的独特角色，之所以用“非凡”来形容，乃是因为回顾那段历史，周恩来的确非凡。

“中国共产党对于直接筹备战争、组建军队的重视，始于1924年加入黄埔军校之时。”由此可见，周恩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涉足军事领域的，更是最早着手组织“抓枪杆子”的人。

周恩来不仅是我党历史上首位军事部长，曾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长，更曾履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一职。他是南昌起义的关键领导者与指挥者。现今，我们常探讨周恩来在军事认识和处置上为何总能洞见独到、策略高明，这与他丰富的军事经验密不可分。

首先，若中央另有安排，朱、毛均可选择离职；其次，若中央无法安排，毛可先行离去，而朱则可暂时留守岗位，鉴于军长职位尚无人接替。毛的先行离去有助于缓解潜在的矛盾。

周恩来与朱德之间的关联尤为特殊。周恩来担任了朱德的入党引路人，1922年，他在德国向党组织引荐了朱德，使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中，周恩来更是朱德的直接指挥者，他们的关系亲密无间。此外，周恩来深知毛泽东曾对他亲自起草的中央“二月来信”表示强烈反对。事实上，彼时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了解并不深入，两人鲜有深入交流，然而与陈毅、朱德的交情却愈发深厚。

在如此境遇之下，假若你是往昔的周恩来，又将如何应对呢？

今日审视，周总理当年的决策实乃非凡之举。面对朱、毛间的争执，他秉持中立，不偏不倚。在调和朱、毛之间的分歧时，他并未选择通过“改组”或更换领导层的方式来解决，而是反复重申了对红四军前委领导的支持，并坚决捍卫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与威望。

“去岁湘南之战的失利，正是由于你们未能集中权力，仅仅依赖群众讨论。第29团作为湘南部队的一员，一旦接到前往湘南的命令，便即刻出发，然而最终却全军溃败。军事行动必须确保权力集中，你们的做法是错误的。”

因此，周恩来之所以在历史上占据崇高地位，其决策威信之所以备受尊敬，关键在于他的思想和行为早已超越了个人情感、私怨与私利，而是在中国革命的宏伟事业中构筑而成，充分彰显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精髓。

随后，在有效化解红四军党内矛盾的关键时刻，中央发出的“九月来信”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得益于周恩来同志与陈毅同志多次深入的谈话与细致的工作，成功促使陈毅同志转变了思想。周恩来同志尤为赞同毛泽东同志始终坚持的“大权应集中于前敌委员会，前委通过军委（司令部）来调度军事行动，通过政治部来指导政府事务。红军不仅肩负战斗的使命，更应成为党的强大宣传队伍和群众工作队伍”的方针。

周恩来说，即便在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期间，人事关系略显紧张，然而其确立的大政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且积累了不仅局限于闽西，更是全国范围内的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宝贵经验。这是周恩来当时对毛泽东的极高评价。最终，陈毅严格按照周恩来指示的精神，草拟了中央的“九月来信”。

在细致考量了朱德、陈毅与毛泽东各自的经历与特点之后，周恩来便发表了他的见解。“任何政党与军队均须有一位核心领袖，而在红四军中，毛泽东无疑是这一角色的最佳人选。”他特别叮嘱陈毅，务必在归途中恳请毛泽东恢复其职务。

须知，彼时周恩来身兼数职，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事部长以及中央军委书记之要职。鉴于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能力有限，中央的实际领导权实则掌握在周恩来与李立三手中。周恩来的一言一行，几乎等同于中央的立场。

1929年9月，中央政治局审议并通过了致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此信被后世称为“九月来信”。进入10月，陈毅同志重返红四军，于10月22日之前，以前委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会议。在会上，他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并公开了中央对毛泽东同志及朱德同志的批评意见。会议进一步决定恢复毛泽东同志的职务。这一决定距离古田会议的召开尚有两个月的时日。

昔日，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在一场激战中不幸头部中弹，英勇捐躯。刘安恭虽有其过错与不足，然而客观而言，他实为一位心系革命、全力以赴的革命者。只是他坚信自己的方法是正确的。

1929年10月23日，陈毅特地派遣专人将中央的“九月来信”递送至毛泽东手中，同时附上了一封个人的亲笔信。在信中，陈毅言辞恳切地表达道：“七大未能顺利召开，我犯下了失误。中央认为您的领导方向是正确的，四军同仁们都热切期盼您早日归来，接任前委书记一职。这是中央的决策，也是我与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共同意愿，我们两人都恳请您尽快返回。”

毛泽东重返红四军，重返长汀，陈毅与朱德亲自向毛泽东进行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亦坦诚，曾言及一些伤害感情之语，恳请朱德、陈毅予以谅解。自此，三位领导人的手再次紧握，象征着团结与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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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金一南，男，1952年生于江西永丰，系中国共产党员，并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现任正军级。他是一位教授，同时也是战略学领域的博士生导师。金一南同志曾是中共“十七大”代表，并担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