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月 21 日，哈马斯释放停火信号后，以色列仍宣布开启夺取加沙城的军事行动第一阶段。这意味着，加沙城 100 万在 22 个月战火中挣扎的平民将再度陷入极端危险，而因饥饿死亡的人数已攀升至新高。

过去一个多月，澎湃新闻采访了加沙民众、国际援助人员、医生、以色列民众与官员、联合国官员等数十人，试图通过他们的讲述，拼凑出战火下加沙的真实面貌。

凝固的创伤与记录的使命

在加沙努赛拉特难民营的废墟中，巴勒斯坦摄影师苏海尔・纳萨尔（Suhail Nassar）始终难忘一个瞬间：一名失去父亲的男孩静默站立，眼神平静地看着医务人员徒劳地抢救父亲，没有哭喊，也没有逃离。这个未公开的画面，成了这场持续 22 个月战争中刺痛他的记忆之一，也映照着 2023 年 10 月 7 日以来 200 万加沙人的集体伤痛。

纳萨尔每天举着相机记录一切，既有日常，也有灾难瞬间。他希望外界不仅看到暴力与死亡的规模，更能看见人们在帐篷与废墟中展现的坚韧。“我想让世界知道，他们依然是人，仍在坚持。这是对全人类的打击，是一场关乎所有人的种族灭绝，每个人都该共同抵抗。”

据哈马斯附属卫生部门统计，超过 6.1 万名巴勒斯坦人在战争中丧生（含武装分子），但真实伤亡可能更高 —— 许多尸体埋在废墟下，不少死者未能送至太平间，更多人因基础设施崩溃、饥饿、疾病和缺医少药死去。卫星图像显示，加沙多数房屋与基础设施遭严重损毁，学校、宗教场所、博物馆、医院几乎无一幸免。

尤其令人震惊的是，今年春天第二次停火协议破裂后，饥荒愈演愈烈，已有数百人饿死，其中多为儿童。纳萨尔批评国际媒体常将加沙当作政治标题，而非人道主义灾难 —— 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被忽略的生命与故事。“加沙人的声音很少被直接听见，他们只能靠社交平台一点点传递真相。” 他说，“这些故事和影像不只是战争记录，更是生命、家园与梦想被摧毁的见证。若人们转身不看、选择沉默，就是在参与杀戮。”

被撕碎的日常与无尽的逃亡

阿斯玛（Asmaa）总在心底回望战前生活 —— 那像一场遥远而温暖的梦。她曾有幸福的家庭，和家人经营着一家咸味饮品公司，生活稳定富足，充满聚会、美食与笑语。2023 年 10 月 7 日，火箭弹的巨响撕碎了黎明，也毁掉了她拥有的一切。

那天清晨，阿斯玛住在父母家，正和母亲商量送孩子上学、采购、共进午餐的计划，密集的发射声突然从四面八方传来。起初以为是短暂军演，可轰炸持续半个多小时，窗外满是 “真主至大” 的呼喊。全家人聚在客厅，惶惑不安。

通过电视与社交媒体的碎片信息，他们逐渐意识到事态严重 —— 哈马斯武装分子当天对以色列发动的 “阿克萨洪水” 突袭，注定会招致猛烈报复。“他们一定会把我们彻底摧毁。” 阿斯玛低声说。

事后以色列官方通报，这场突袭属恐怖攻击，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密集火箭弹，造成至少 1300 名以色列人死亡，劫持 130 至 150 人为人质。同日，以色列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这并非双方首次冲突。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长期占领加沙；2005 年撤出后，冲突仍断续发生。2006 年哈马斯赢得巴勒斯坦选举，次年通过内战夺取加沙实际控制权，局势更趋紧张。2007 年起，以色列与埃及对加沙实施全面封锁，经济凋敝；哈马斯则通过地下隧道越境袭击、发射火箭弹，以军以 “铁穹” 拦截并定点打击，冲突循环往复。

但阿斯玛说，这一次截然不同。从前的战争，轰炸只是偶尔打断生活，一两周便结束；如今，战争持续 22 个月，强度始终未减，加沙已没有完整的房子、店铺、公司、工厂，正常生活的痕迹荡然无存。物价飞涨，安全秩序被帮派、黑市和盗贼掌控，恐惧无处不在。

和多数加沙人一样，阿斯玛一家被迫逃亡。他们从北部逃往南部代尔巴拉赫，父亲与两个兄弟逃往更南端的拉法。战争初期通讯中断，数月无法相见，直到亲人再次撤离才团聚。父亲后来被确诊结肠癌，他们隐瞒病情，最终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将父母送抵阿联酋治疗。送别那天，既是艰难的分离，也让他们稍感安慰 —— 至少父母不必再承受加沙的苦难。

作为母亲，阿斯玛最大的挑战是保护孩子少受创伤。但孩子们接触的同伴、周遭剧变的环境，都在侵蚀他们的心灵。“生活骤然崩塌 —— 没有隐私、失去稳定、心灵不得安宁，这一切每时每刻都在伤害心理健康。” 她觉得，没人能在这场灾难后完好如初，“它改变了每一个人”。

被摧毁的人生与异化的社会

45 岁的巴勒斯坦作家马哈茂德・阿萨夫，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他曾耗费 35 年收集 3 万册藏书，那是他的精神栖居地，如今却成了考虑变卖维生的最后资产 —— 甚至有人提出买下这些书当燃料。“我悲哀地发现，自己竟真的开始考虑这个选择。”

阿萨夫是巴勒斯坦作家联盟与国际学者组织成员，拥有开罗大学数学、法律学士学位，教育原理硕士与教育规划博士学位，战前是高中数学教师、国际人道主义法认证培训师，出版 25 本著作，发表 90 篇学术论文。

但战争摧毁了学校，让他失去工作；国际法培训项目因机构撤离失效；笔记本电脑不知所踪，即便找到，加沙也没有电和网络，写作无从谈起。“这场战争彻底颠覆了我的人生。从前自给自足、受人尊敬，如今只能乞求援助，只为让孩子吃上饭。我们虽生犹死。”

22 个月来，阿萨夫多次流离：2023 年 11 月从加沙城逃往南部拉法，5 个月后迁至中部代尔巴拉赫，在帐篷住了 10 多个月。他卖掉所有值钱物品，耗尽积蓄，采访后不久又因空袭再次逃亡。

最沉重的打击是母亲的离世。2024 年 5 月，母亲在帐篷中因缺医少粮去世。“我是她唯一的孩子，多想让她安享晚年、治好病，可战争让我什么都做不了。” 那天，他在医院没能挽回母亲，整夜靠在停尸房墙边。第二天，他卖掉妻子的金戒指买了墓穴，亲手埋葬母亲。如今回到加沙，却连扫墓都成奢望。

妻子曾差一步完成硕士学位，却因流离、断网、与导师失联而搁浅。“我们最大的恐惧是未知 —— 杀戮、流亡、死亡。这种痛苦，外人永远无法体会。”

阿萨夫感到对孩子的教育彻底失败：他们行为异变、心理恶化；战争期间毕业的年轻人前途渺茫；年幼的孩子想玩耍，却被炮击恐惧阻断；年长的拼命寻找国外奖学金，渴望逃离。

他还观察到，战争摧毁了社会结构，人与人之间裂痕深重。联系变得稀薄，关系只剩利益交换。“如今，人际往来成了卖家与买家、剥削者与需求者的交易。没有什么是免费的。拥有太阳能设备的人，会向别人收手机充电费；甚至有人出售亲属的坟墓。”

用记录抵抗遗忘

对纳萨尔而言，2023 年 10 月 7 日后的每一天，都在与时间赛跑：寻找安全之地、安置家人、获取食物与水，同时赶在一切消逝前记录眼前的一切。“失去同事和朋友，是这场种族灭绝的一部分，也是每日必须面对的现实。我允许自己悲伤，但第二天必须回到现场 —— 这是我的使命，以这种方式拒绝让逝者被遗忘。”

战争中，纳萨尔多数时候没有相机，只能用手机拍摄；有时连手机都没有，就用文字书写。他坚信，只有写作、摄影与报道结合，才能拼出完整的故事。

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电力与网络缺失、道路被毁导致出行困难，以及持续的攻击威胁。至今，已有超 200 名记者在这场战争中遇害，超过两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南斯拉夫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遇难记者的总和。他清楚，自己可能是下一个。

不久前，他的好友、半岛电视台记者阿纳斯・沙里夫（Anas Al-Sharif）与四名同事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以色列国防军称沙里夫是哈马斯某小组头目，负责对以发射火箭弹，但半岛电视台与沙里夫生前均否认这一指控。

“他谦逊、勇敢、勤奋，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战争爆发后坚守北部最危险地区，如实报道，不顾以军威胁。” 纳萨尔说，“他是榜样。只要战争不停，危险就不会消失。但如果是全世界必须看到的真相 —— 大规模流离失所、轰炸与灾难的后果，我就会前去拍摄、记录。”

拍摄时，纳萨尔会向被摄者解释意图：有人希望故事被讲述，有人因痛苦而漠然，有人愤怒或恐惧 —— 他们知道记者是以军目标，不愿其靠近。

“摄影无法阻止战争，但能揭露真相，让掌权者难以忽视，迫使他们行动。我始终相信，这些微小的努力终将带来改变。”

遇害前，沙里夫在社交账号留下话语：“我亲历了痛苦的每一面，从未犹豫传递事实。愿真主作证：那些沉默者、接受我们被屠杀者、对我们妇孺遗体散落街头无动于衷者，都未曾阻止这场持续一年半多的大屠杀。不要忘记加沙。在你们祈求宽恕的祈祷中，也不要忘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