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战犯——我的父亲黄维

黄维的战犯岁月

北京卫视《往事》栏目

黄埔一期校友黄维，三十四载青春便登上了国民党精锐部队整编第18军的指挥之位，一时风光无限。然而，十年风云变幻，他的人生轨迹骤然转向，1948年岁末，身为第12兵团司令的黄维，在淮海战役中不幸被解放军俘获，从此背负“战犯黄维”的恶名，开始了长达二十七年的改造生涯。1948年9月，黄慧南呱呱坠地之际，她的父亲黄维已被不可抗拒的战火裹挟其中；而她的母亲蔡若曙，这位出自江南的美丽女子，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坚韧不拔地守护着一份感情，整整二十七年。二十七年的漫长等待，最终只换得一年短暂的相聚。在这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中，这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成为一段令人扼腕叹息的传奇。

陌生的父亲

淮海战役，成为父亲作为一名军人所参与的最后一战，亦是我们全家命运的转折点。直至多年之后，我才了解到，这场战役对于父亲而言，来得异常突然。母亲曾告诉我，我们家中在庐山拥有一座小巧的别墅，每年夏季，全家人都会齐聚那里避暑。1948年的夏日，父母如常启程前往庐山，哥哥姐姐们亦从各自就读的学校归来，共度欢聚时光。然而，不久后，父亲接到紧急命令，要求他立刻下山，前往武汉。在我们依依惜别的时刻，母亲怀揣着已经九个月的我，那颗即将降临人世的小生命。

因此，父亲未能目睹我一个月后降临人间的身影，我与他的首次直面相见，直至十七年后才得以成真。

自幼，我便是伴随着母亲、外婆以及姨妈和姨夫共同生活的。岁月流转，姨妈和姨夫视我为己出，始终以女儿的身份疼爱着我。姨夫名黄崇武，我自幼便将他当作亲生父亲，无论是上学填写家庭关系表，还是在家中，我都将他的名字填入“父亲”和“母亲”的位置。在家中，我亲昵地称呼姨夫和姨妈为“爸爸”、“妈妈”，而用上海话称呼自己的亲生母亲则为“姆妈”——成年后回想，当时我怎的未曾深思，为何家中会有两位母亲呢？然而，那时的我并未觉得有任何不妥之处。

黄梅兴，姨夫的父亲，命丧于1937年8月14日，即淞沪会战次日。当时，他在进攻上海虹口之“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时，不幸被炮弹击中，成为淞沪会战中首位为国捐躯的将领。黄梅兴与我的父亲及杜聿明等人均为黄埔一期同学，情谊深厚。因此，黄梅兴英勇牺牲后，黄埔军校的同学们对黄崇武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黄崇武与这些将领的后人，如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等，亦交往甚密。姨妈比我母亲年轻十岁，她一直与我母亲同住，正是因此，他们得以相识。黄崇武本人亦为黄埔18期学员，曾于蒋纬国的装甲兵部队中担任军官。

成年后，我方始领悟，是长辈们默默守护着这一秘密，不愿让我的人生被父亲的过往所笼罩。得益于他们的庇护，我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茁壮成长，从未觉得自己与同龄人存在任何差异。自幼以来，我的学业成绩优异，老师和同学们都对我关怀备至，直至初中三年级。那时，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毅然参军，在临别的某日，他特意找我谈心：“你未能加入共青团并非你个人之过，实乃因为你的父亲。因此，你无需背负任何负担，只要你继续努力表现，未来仍有机会入团。”

他的这番言论，让我深感困惑。回到家后，我向长辈们询问原委，那天恰好是姨妈和姨夫首次正式与我谈及家事。那是我首次得知，我的父亲，竟是“战犯黄维”。那年，我即将迈入初中毕业的门槛，也首次在“父亲”这一栏里填写了“黄维”这个名字。在“家庭出身”一栏中，是填写“反动军官”还是其他，大家的意见并不统一。我清晰地记得，大人们为此争论了好一阵子。

由于大人们鲜少在我面前提及他，这位父亲的形象在我心中显得颇为疏远，我对他并无太多的特别情感，总感觉他的存在与我的日常生活相隔甚远。

黄慧南、蔡若曙

转眼迈入1965年，我正就读于高中二年级。某日，我正沉浸在课堂学习中，教导主任忽然将我唤出，告知我：“你父亲已经抵达，现下正下榻于锦江饭店，你应前去一见。”我未加思索地回道：“不去。”然而，学校和家中均竭力劝说我，使我逐渐认识到，这已然成为一项不容推辞的政治使命，我必须亲自前往。

那日，姨夫引领我踏入锦江饭店。面对父亲，我内心既无突如其来的亲近，亦无过分的畏惧——从前在阅读历史资料时，黄维因在淮海战役中策划释放毒气，给人留下了凶狠恶魔的印象。然而，初见之下，我却觉得他并非那样的人。彼时，父亲尚处于改造阶段，故现场伴有几位身着公安制服的陌生人进行记录。我并未感到紧张，只觉气氛略显尴尬。

我向他呼唤一声“爸爸”，显而易见，他心中充满了喜悦，竭力寻找话题与我交谈。那次，父亲及其他战犯一同受邀参观，他们刚从杭州抵达上海，他兴奋地向我描述途中的所见所闻。那次参观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思想转变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的。

那一年，父亲已年满六十一岁，却依旧神采奕奕。尽管我们此前未曾谋面，他却对我的一切了如指掌。他询问我未来的志向，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他对我的深切关怀。直至后来，我才得知，早在1950年代初，母亲初次探望父亲时，他便委托母亲将我的照片寄来一观。母亲特意带我前往照相馆拍摄了一张照片。沈醉曾告诉我：“在管理所中，你父亲始终将你的照片贴身携带，视若至宝，珍爱有加。”

“别人都是向管理所寄钱，而你父亲却是从管理所寄钱出来，我在这里管理过众多战犯，却从未见过如此情形。”

命运转折

得知即将被派遣至战场，与解放军交战，父亲便将我们全家交托给了姨夫。回望当时，或许他心中已生出不祥的预兆。

1948年，国共两党间军事对决的征兆日益显著。是年8月，蒋介石对军队进行了整编，组建了由约12万人组成的第12兵团，被誉为国民党的精锐之师。外界广泛推测，18军军长胡琏将被任命为该兵团司令。然而，鉴于胡琏是陈诚的亲信，而陈诚与白崇禧等人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在各方势力博弈之下，久未涉足战场的家父，竟成为蒋介石手中的一枚关键棋子。

于国民党军中，父亲以清高之姿与刚直之性闻名，虽有人诙谐称其书卷气过重，不甚谙熟世故人情。然而，父亲早年投身军旅，生涯之路颇为顺畅。1924年，他作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踏入校门。学成之后，他在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战役以及与直系军阀孙传芳的交锋中均表现出色，因而也迅速获得了晋升的机会。

“那时我与方志敏大哥、同乡桂永清等一同来到上海，参加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招考，接待我们的正是年轻的毛泽东主席，由此可见，我与主席的相识颇为早。”因此，早期的国共合作，的确是彼此交融，相互渗透。然而，到了1927年，随着国共分裂，黄埔一期的学生也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轨迹。父亲与宋希濂、杜聿明、郑洞国等人继续追随“校长蒋介石”，而陈赓、徐向前则选择了共产党。十几年后，他们在内战战场上相见，这成为了黄埔军校的一段令人感慨万千的故事。

“土木系”之称源于“土木工程系”，“土”代表第11师，“木”象征第18军，“工程”则指18军下辖的工程旅。陈诚的基本干部大多源自这些部队，而在国民党五大主力军中，唯有第18军掌控于陈诚之手）。在三十四岁那年，父亲便荣任第18军军长，此中可见陈诚对其深厚的信任。

淞沪会战，那是我父亲一生中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当卢沟桥的炮声响起，父亲正身处德国——他是在1937年2月，从上海搭乘船只远赴海外，原定计划在德国研修军事知识一年。然而，8月13日，淞沪会战的战火蔓延，他即刻接到紧急召回的命令，从柏林出发，踏上归国的征程。历经艰辛，他终于回到上海，随即投身战场。不久之后，他接任了第18军第67师的师长一职。当时的67师在战场上浴血奋战，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势，他们顽强坚守了一周。战至最后关头，他麾下的三位团长，一位英勇牺牲，两位身受重伤。师部中，除了电报员，连文书和炊事员也纷纷拿起武器，共赴国难。战争结束后，经过整编，存活的士兵甚至无法组成一个完整的团。

1980年，父亲随全国政协组织的考察团踏上了南行的征程。当车队途径上海，他罕见地提出了一项请求：希望能派一辆专车送他前往当年与日军激战之地——罗店一带，他希望独自前往，无需他人陪同。这一请求让政协成员们紧张不已，毕竟无人知晓他此行将有何等遭遇。经过多次请示，最终在众多人的支持下，他的请求才得以批准。

返回罗店的那日，父亲显得情绪起伏不定。当地仍有许多在淞沪抗战中侥幸存活的老百姓，得知父亲的身份后，他们激动不已，对他说：“当年并非你们的错，我们深知你们已竭尽全力。”这番话让父亲既感激动，又充满欣慰。

1938年，父亲再度投身于武汉会战的烽火之中。随着日军占领越南，云南地区的局势愈发紧张，父亲随即被委以重任，担任第54军军长一职。该军驻防于云南文山县，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据我后来从父亲的部下那里得知，当年父亲甚至下令让连队参与耕种、养殖，以改善大家的生计。而他和母亲则选择在庙宇的一隅，一个偏僻的殿堂中安顿下来。

54军归入第9集团军的编制之下，该集团军的司令官关麟征是何应钦的忠实追随者，而何应钦与陈诚之间历来关系紧张，因此，我的父亲也与关麟征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不久，关麟征对他提出了“冒领薪饷”的指控，意图罢免他的职务。经调查，虽然“冒领薪饷”的事实确凿，但父亲并非出于个人贪污的动机，而是鉴于士兵生活困苦，他故意多列出了一些名字，以便为士兵们提供一些额外的补贴。这一罢免父亲的提议在军中引发了强烈的反对，最终此事不了了之。

在那个时期，由于中美两国在滇缅地区并肩作战，云南便成为了美军活动的重要据点。据姨妈所述，当时昆明驻有众多美军，他们频繁举办舞会，活动丰富多样。郑洞国的夫人与我的母亲是亲密的好友，两位均被誉为“美女太太”。她们时常能遇见史迪威将军，他尤为喜爱孩童，我的姐姐也常与他们欢聚一堂。

去岁，我有幸获得了史迪威外孙转寄的一帧照片。图中所摄，为史迪威将军与杜聿明、郑洞国、关麟征、何应钦等诸多中国将领在滇池畔的珍贵合影。多年来，这还是我首次目睹父亲昔日身着军装的英姿。照片中，还有一位小女孩，众人之前对她身份均感困惑，亦有人揣测其为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然而，我第一眼便认出了她——我的姐姐黄敏南。姐姐对这样一张照片的存在一无所知，而当她再次看到它时，光阴已逝去六十六载。因此，我们的激动之情难以言表。2009年5月，史迪威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先生访京之际，我和姐姐一家特设盛宴款待伊斯特布鲁克先生一家，那份奇妙之感至今仍历历在目。

昔日，54军曾隶属陈诚将军领导的中国远征军体系，故而，理论上而言，我的父亲亦算得上是远征军的将领之一。然而，他的任职生涯短暂，不久便遭排挤，不得不离任。2004年，我踏足云南滇西地区，随父亲昔日部属一同前往腾冲，缅怀国殇墓园。园中，亦有一片墓地，安息着父亲麾下54军的战士。父亲在54军军长任上，亦担任昆明防守司令，因此我抵达昆明后，四处探寻司令部的旧址。然而，当地居民告知我，那座建筑早已被拆除。

回顾过往，父亲参与的知名战役寥寥无几。我随后深思，或许是因为父亲身为陈诚的亲信，陈诚通常不愿将精锐之师过早派遣，而是选择留至关键时刻，以作后盾。

在随后的漫长时间里，父亲投身于军事训练与教育工作的领域。进入抗战晚期，随着众多青年学子投身军旅，国民党政府特地成立了“知识青年从军青年军编练总监部”，罗卓英担任总监一职，而父亲则被任命为副总监，蒋经国则担任政治部主任。在这段期间，父亲负责训练了超过五千名青年学子。父亲与蒋经国的关系颇为融洽，他们共同合作过多次。据外婆所述，有一年他们驻防在杭州周边，蒋经国甚至曾造访我们的家中。

“待我参战归来，我仍将回归我的军校，继续担任校长一职，而司令官一职则由我的同学胡琏接任。”

客观审视，久未置身军事前线的父亲，对实战的战场已日渐生疏；加之，他对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亦感厌恶至极，尽管身处其中，身不由己，但他亦敏锐地察觉到蒋介石此刻有临危受命的意图，实难推脱。

“培我将军惠存。”原本父亲的别号是“悟我”，然而他深知这背后蕴含着蒋介石对他深切的信任与厚望，自此后，父亲对蒋介石的忠诚更是坚定不移。

父亲晚年在接受美国记者访问时曾说：“抗战结束后，没有人想打仗，我也不想打。蒋介石教训我：‘这仗非打不可，你要不把共产党消灭了，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我就没话讲了。他是我的老师，我的校长，我多年的长官，我只有听他的。”

不过，父亲一生都没说过蒋介石的一句坏话，即便他在接受了二十七年的改造之后也没有。晚年接受采访被问及对蒋介石的评价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个人是个英雄，但他的那一套过时了，所以失败了。”

淮海战役

当年如何被俘的细节，父亲后来只字不提，我还是断断续续听家里人提起才略知一二：1948年12月初，第12兵团已被解放军包围在双堆集附近几个村庄里，12月15日晚，父亲下令突围，还希望能侥幸保存一部分残兵败将。父亲与副司令官吴绍周、胡琏各自乘坐一辆战车向外冲，突围前，胡琏把最新的坦克车给他，没想到这辆新车却出了故障，他弃车而逃最终被俘，吴绍周因为浮桥被前两辆车压断也被俘虏，只有胡琏一人坐着旧坦克逃跑了。

事实上，回顾往昔，国民党已显露出败象，民众的支持已不复存在。一个广为人知的细节是，在淮海战役的尾声阶段，蒋介石下令第12兵团火速赶往徐州以支援杜聿明兵团之际，国民党国防部内潜伏的共产党情报员刘斐，迅速将第12兵团的进军路线泄露给了西柏坡。传闻毛泽东在握有第12兵团的进军图时，蒋介石尚未来得及看到国防部有关第12兵团的任何汇报。

一个广为人知的史实是，在双堆集战役的前线，廖运周在第12兵团陷入重围的危急关头，率领第110师毅然反水，这一举措遂成为导致第12兵团最终覆灭的关键性转折。

在1938年武汉会战的关键时刻，时任656团团长的廖运周，向担任第18军军长的父亲伸出援手，请求借用炮火以抗击日军。起初，父子二人素不相识，然而当廖运周的父亲了解到他本人系黄埔五期毕业生，而他的哥哥廖运泽则是黄埔一期的高才生后，出于义气慷慨解囊，遂借出8门重型大炮予其使用。廖运周不负众望，出色地完成了对日军的打击任务，也因此赢得了父亲的充分信任。

“战车、大炮，皆应优先交由110师先行挑选。”然而，他并未察觉到，廖运周自20年代起便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终，廖运周在安徽省宿县发动起义，他所挑选的重炮，竟尽数转向了第12兵团。

自全国解放之际，廖运周便荣膺解放军炮兵学校校长之重任，并于1955年荣登共和国首批少将名录。待父亲获释之后，在一次黄埔军校校友聚会上，他偶然邂逅廖运周，却梗着颈项，未曾与之交谈。

父亲奔赴战场，母亲则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苦痛。据姨妈所述，在淮海战役的最后阶段，父亲音讯全无，生死未卜，母亲焦急万分，频繁向国民党国防部求助，得到的答复总是让她突围。局势愈发严峻，国民党撤退至台湾，我们全家，包括姨妈和姨夫，也被接至宝岛台湾。

随后的诸多文章及一部电影中，均描绘了相似的情节：母亲前往胡琏处索要抚恤金，不料胡琏一见她便怒斥一番，指责第12兵团的覆灭源于父亲指挥的无能，质问她有何颜面来索求抚恤。然而，在我母亲口中，我从未听闻此类往事。在突围战中，胡琏身受坦克击伤，姨妈曾陪伴母亲一同前往医院探望他。姨妈事后告知，胡琏对她们颇为客气，因此我对那个情节的来源感到困惑。

在台湾度过了两年的时光——那时的我尚且年幼，对那段台湾生活毫无印象。紧接着，我们又搬迁至香港，生活了一年。我坚信两岸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我母亲抵达台湾后，她曾利用香港作为中转，孤身一人秘密返回大陆，确认了父亲尚在人世，并且大陆这边对她也有所承诺。于是，她下定决心，要返回大陆等待父亲。不久之后，母亲带着哥哥、姐姐以及我一同回到了大陆，并在上海定居。直至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么多年来，我们家始终沐浴在一种似有若无的保护之中。

母亲重返上海后，成功考取了上海图书馆的职位。据说，当时图书馆对招聘她这样身份的人员颇有顾虑，但最终决定予以录用。在周总理与陈毅寻找民主人士进行座谈时，还特别提到了母亲，赞扬她独立自主，实至名归。当年姐姐报考复旦大学，校方起初犹豫不决，直至上报至总理处，才得以入学；她在大学期间，正值抗美援朝时期，她积极报名参军，但无人敢于批准。她只得一层层上报，直至总理那里，最终依旧未能获准参军。

最后的战犯

在那被俘的岁月，我的父亲正值四十四岁。他与杜聿明、宋希濂等一同被囚禁于北京的功德林监狱。初抵功德林之际，他心中充满抵触，与管教人员屡生龃龉，更以于谦的《石灰吟》自励，这一行为在众多战犯的回忆录中均有记载。即便身处战犯管理所，他依旧昂首挺胸，保持着将军的威仪；甚至蓄起了胡须，声称“国民党时期所留胡须，决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中剃除”。依照当时监狱的规定，战犯们需阅读指定书籍，并结合自身罪行撰写读书心得。杜聿明阅读《论持久战》后，撰写了万余字的笔记，并坚持将读后感寄往蒋介石。有些战犯在分享体会时，发言时长竟达两小时之久。然而，我的父亲却缄口不言，未作任何表态。与宋希濂、杜聿明等积极改造的战犯相较，他成为了“抗拒改造”、“最顽固不化”的典型。

在一部刻画战犯改造历程的电影中，亦有一幕似曾相识：彼时，众多战犯积极坦白蒋介石的罪行，而我父亲却并未加入揭露之列，反而出言诋毁我党的领导核心。学习组组长董益三等见状，遂动手与他发生了冲突。父亲亦不甘示弱，双方遂演变成一场混战。获特赦后，董益三与我父亲同住一栋楼，并在政协供职。父亲与他时常共乘一辆车返家，但从未向我提起过这段往事。我想，即便真有其事，在那段特殊年代里发生的种种，父亲恐怕早已将其淡忘，不再萦绕于心。

回想起来，颇具趣味的是，一方面，父亲堪称“顽固不化”的典范；另一方面，正因他如此顽固，政府亦不遗余力、不惜一切代价，试图将他转变过来。

初入监时，父亲健康状况堪忧。他身患五种结核，1953年春，结核病突发，腹膜结核进而演变为腹膜炎，导致大量腹水积聚，双腿肿胀，无法站立，病情愈发严重。周总理办公室屡次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并明确指示必须竭尽全力挽救其生命。为救治父亲，北京诸多知名医学专家纷纷前来会诊。更甚者，政府特批一笔外汇，前往香港购置昂贵的抗生素，以助父亲康复。

“如此重病，拖延如此之久，若非今日，即便昔日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亦难免一死。”然而，那段日子里，父亲仍旧怀着一份抵触，总觉得政府是在先将他的病情治愈后，意图让他有所交代。因此，他的态度依旧不甚友好。

父亲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便是他那关于“永动机”的传奇故事。在被俘期间，他们最初在石家庄周边的井陉地区进行了短暂的集训。在那段日子里，他常在茅屋中无所事事，眼见外人操作辘轳打水，日复一日，心中便生出了异样的想法。他坚信重力无所不在，于是萌生了设计一台发动机的念头，将重力转化为动力，使机器能够永无止境地自动运转。他坚信，这将是一场足以颠覆世界工业格局的革命。

父亲恳请管理方提供研究条件，却遭到了理应的婉拒。随后，张治中受毛泽东与周恩来之嘱，前往管理所探望战犯。他趁机托付张治中，将一份申请进行永动机研究的报告转交至中国科学院。科学院的回应是，他构想的机器被称为永动机，而永动机早已被科学证实为绝不可能实现，因此这项研究毫无价值。然而，父亲并未放弃对永动机的追求，这亦被视作他抵触改造态度的一种表现。

随着文革的爆发，他们被转移至秦城监狱，而他在那里也赢得了“难以招惹”的名声。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上被逮捕的“反革命”和“特务”人数日益增多，导致监狱人满为患。自1968年4月起，父亲便从北京秦城监狱被转押至抚顺战犯管理所。

抚顺战犯管理所过往曾收容过末代皇帝溥仪及众多日本战犯，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且其管理方式亦颇具人性化。鉴于此，在得知父亲的愿望后，他们便毫不犹豫地给予了支持，即便那只是一场幻想。他们不仅放任父亲尝试，更从管理所电机厂调派了四名技术骨干，与几名理科背景的战犯共同组建了科研团队，协助父亲研制“永动机”。为了确保设计得以实施，管理所还拨付了专项资金，并委托机械厂加工了若干技术难度较高的零部件。最终，依据父亲的设计图，一台“永动机”得以制成。

固然，“永动机”实验仅仅转动了寥寥数圈便告终，然而父亲的内心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转变。“永动机”对于父亲而言，既是灾祸亦是福祉——若非他始终坚守对永动机的研究，被视为抗拒变革，或许他早在1959年便已被释放；然而另一方面，正是抚顺战犯管理所允许他进行研究，才使得他思想上的一重阻碍得以豁然开朗。加之他后来参观了诸多地方，他由衷地认可，许多国民党未曾完成的事业，共产党却做到了，因此他开始诚挚地反省自我。

仅于特赦前夕的一个月，父亲突遭心绞痛袭击，命悬一线。管理所接到紧急指令，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救治。父亲随即被迅速送往当时东北地区最顶尖的医院接受治疗。国务院领导更是亲自下令，要求公安部立下军令状，确保父亲在特赦前安然无恙。公安部随即派出了两位工作人员，代表国务院全程关注并监督治疗进展。为此，医院特地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护理小组，每隔两小时便对他进行细致看护，并不断鼓励他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强调特赦将至，务必坚强，争取活着走出医院。最终，在特赦令下达之际，父亲奇迹般地转危为安，恢复了健康。

父亲昔年被掳后，国民党当局一度宣布黄维阵亡，并为之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追悼会”。我想，这或许是中共力图挽救父亲生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旨在驳斥国民党的虚假宣传。

“共产党对我有恩，一是他们没有对我下手，二是他们妥善照顾了我的家人，我的儿女们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正因这段生命中的非凡篇章，父亲与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情感纽带。父亲曾感慨地说：“金所长出身于革命青年，却将宝贵的青春年华倾注在我们这些曾被视为无足轻重的人身上。”当年，金源所长曾陪伴他们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战犯抵达北京，待他们妥善安置后，便又返回抚顺。那日，众多人前往火车站送别金所长，父亲平日里鲜少流泪，然而那天却泪流满面。归家之后，他久久无言。抚顺战犯管理所对父亲所倾注的心血，父亲感同身受，他甚至将那里誉为“第二故乡”。1985年11月，十年特赦期满，已八十二岁的父亲重返抚顺战犯管理所。他并未选择入住宾馆，而是特意要求住在当年关押他的地方，便在那里的2号监室度过了一夜。

短暂的团聚

1975年，特赦名单的最后一页终于载上了父亲的名字。那一年，在我心中留下了最幸福的印记，因为我们的家庭首次感受到了完整的温暖。然而，谁都没有料到，长达二十七年的期盼，最终只换得了一年的相聚。幸福，竟是如此短暂。

黄维与蔡若曙

母亲本名蔡维新，杭州籍贯的女子，“若曙”乃父亲为她所取的雅号。外公蔡仲初，乃当地颇具声望的名士。父亲自陆军大学特一班毕业后，南下谋生，途径杭州时，恰至外公府上拜访，由此与我的母亲相识。

母亲同样鲜少流露心底的情感。在那个时期，她曾前往功德林监狱探望父亲，试图劝他遵从政府之言行，却屡遭父亲斥责，认为母亲是在协助共产党对其进行教诲。归家后，母亲心中满是哀伤，然而自那以后，她便始终耐心守候，无论经历多少风雨、多少动荡，无论是组织还是朋友，都曾劝她放弃，但她从未有过此意。

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我国决定特赦首批战犯。在此之前，相关组织曾与母亲及姨妈有所联系，仿佛有所暗示，因此母亲对父亲能够获得特赦满怀期待。到了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第一批特赦名单，功德林1号监区中的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杨伯涛等十人名列其中，却不见父亲的姓名。这一消息对母亲而言无疑是沉重的打击，那段时间，她开始出现幻听的症状。后来我得知，原本第一批特赦名单中就有父亲的名字，但秦城监狱的坚决反对使得这一决定被搁置，最终直到最后一批才得以成行。

1960年，第二批特赦名单公布，然而父亲的名字依然不见踪影。到了1961年，第三批名单揭晓，1962年，第四批名单亦然。直至1966年，六批特赦名单陆续发布，父亲的姓名依旧缺席。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怀揣希望，却最终坠入绝望的深渊。多年以后，我难以想象她那颗心曾承受了怎样的痛苦与折磨。

若依照文革前的步伐，父亲或许能提前数年重获自由。然而，自1966年文革的狂风骤雨席卷全国，军队接管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实施军事管理，特赦之举亦随之暂停。文革的爆发使得父亲获释的希望变得遥不可及。那时，母亲已退休，她来到北京，协助在清华大学工作的姐姐照料孩子。清华的红卫兵势力强大，他们迅速将母亲这位“反革命家属”识别出来，母亲因此被遣返回上海。

那一年我高中毕业，赶上“上山下乡”运动，我不想离开妈妈，老师同学也在帮我争取留在附近的农场，但还是徒劳，我最终下放到了吉林的农村。离开上海时，妈妈哭得好伤心……我家住在三楼，我以前想起什么事总在楼下喊她，我走了以后，妈妈总是觉得我还在楼下喊她，幻听越来越严重。1970年的一天，几个公安部的人到上海找到妈妈，把我们所有子女的地址和情况都登记下来，看样子父亲马上就要回来了，妈妈心里又一次燃起希望，但是没想到转过年来的“林彪事件”，又让一切杳无音信。这样一过又是好几年。

毕竟，这次我总算得知父亲已被转移至抚顺的战犯管理所。在此之前，我们长久以来皆无他的音信，对他的确切所在一无所知。

“我定要积攒路费，去探望他。”这是首次知晓父亲的生辰为正月十三，因此那年的新春佳节，家中多添了一副筷箸。

黄维接过特赦书

1975年3月21日，父亲与293名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一同获得了特赦。抵达北京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同志以及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同志，特地在北京饭店为他们举办了盛大的招待晚宴。父亲作为最后一批战犯的代表，即兴发表了感谢致辞。此次宴会受到了国内外众多媒体的广泛关注，其中《香港时报》以《祝贺黄维将军获释》为题，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

在启程前往北京接父亲的前夕，我依稀记得母亲那长舒一口气后的声音，她对我说：“你终于有了父亲……”那一刻，我似乎感觉到，她似乎已圆满完成了自身的使命，准备将我交付给父亲。我们并未见证他们重逢的时刻。由于父亲是该批次战犯中的“佼佼者”，传闻众多记者正期待这一刻的到来，然而他们却出奇地平静，令那些焦急等待的记者倍感失望。相比之下，其他被特赦的战犯与家属见面时，情绪则尤为激动。

父亲的特赦令，亦使我得以提前结束在吉林的农村插队生涯。十年之后，我们再次相见，他那鬓角已斑白，身形也变得清瘦，宛若一位步入晚年的长者。

“我的身体不佳，说不定哪天就会离你们而去，这笔钱留着以备不时之需。”

事实上，自父亲归来之后，母亲的状况并未有所缓解，反而她的心理压力愈发沉重。每当父亲出门工作，母亲便在午休与晚餐时分，提前下楼等候他的归来。若稍晚几分钟，她便无法忍受，心中总感觉发生了什么不测，幻听症状加剧，仿佛有人企图将父亲从她身边夺走。那段日子里，母亲持续服用药物，然而该药物的副作用极为显著，让她整日昏昏欲睡。父亲对母亲的病情缺乏足够的理解，而母亲则深感自责，常常抱怨自己拖累了整个家庭。

黄维晚年与家人合照

“刚才有一位老妇人投河自尽。”尽管爸爸并不擅长游泳，但在紧急关头，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跳入河中，幸好一位路过的学生及时下水将他救起。

在父亲获得特赦之际，公社人员亲自来到我插队的地方，传达了允许我返回城市的喜讯。我的户籍先是从农村迁至上海，随后又需迁往北京，那段日子里，我频繁往返于劳动局处理户籍事宜。那天，我一踏入家门，便见河边停满了警车和救护车，排列成长龙。我并未首先想到自己的家，心想我们历经重重磨难，终于可以过上安稳的生活了。然而，还未踏入家门，便有人拦住了我，直接带我去了医院……

“按照常理，您母亲的情况，您本应留在她身边照顾，我院可以出具证明，但文革期间，像您父亲那样级别的‘反革命’，我们谁又敢轻易出具这样的证明呢？”

母亲的离世对父亲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他因病卧床，甚至未能出席母亲的告别仪式，只能在病榻上黯然泪下。我们建议他撰写挽联，他起初挥毫写下“难妻”二字，众人皆觉不妥，纷纷劝他修改。最终，他同意了我们的建议。

谁料，在期盼父亲归家终于成真之后，母亲却迎来了这样的结局。她内心情感丰沛，求知欲望亦强烈，婚后，她不满足于成为官太太，而是渴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谋生，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代表。遗憾的是，她未能赶上属于自己的时代。

在我记忆中，母亲鲜少提及父亲。唯有一次，我好奇地询问她父亲的形象，她轻声回应，称他身着军装时英姿飒爽，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母亲如此评价父亲，话语间难掩那份自豪。然而，她旋即神色黯淡，提及当年从台湾经香港返回内地时，在罗湖口岸，父亲的照片悉数被没收。因此，我们未能保留下一张他的影像……

未竟的心愿

母亲离世不久，父亲曾对我言道：“你母亲将你托付于我，我定要为你安排妥当。”我深知，他对我的深情之中，蕴含着复杂的情感，既有愧疚，也有对母亲的深切承诺。不久后，他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医院要求他立即进行手术。然而，他坚持要求我在他手术前登记结婚，仿佛将我视为他最后的牵挂。我坚决不同意，坚持认为应在手术之后成婚，我们之间因此僵持不下。恰在此时，有人推荐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中医。不知何故，父亲服用了中药后，竟奇迹般地避开了手术。直至他离世，膀胱癌也未曾再露头角。我后来深感庆幸，因为父亲住院不久，恰逢唐山大地震。若当时他真的接受了手术，不知还能再坚持多少年。因此，也有人认为他的命格“硬朗”。

父亲的执拗性格始终未曾改变。在获得特赦之后，父亲被分配至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职。鉴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不少人的回忆录中难免存在片面之词、夸大其词，甚至有不实之辞。然而，父亲对于这份工作却表现出了极高的认真态度。与我父亲一同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杨伯涛，曾是陈诚麾下的一位重要将领。在《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的《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一文中，杨伯涛提到，邓演达之死是因陈诚告密所致。邓演达作为国民党的左翼分子，在黄埔军校的军人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两人分道扬镳，邓演达因组建“第三党”而遭到蒋介石的猜忌，悬赏通缉。1931年，邓演达被捕后不久便被枪杀，此事在社会及黄埔军校的军人中引发了极大的震动。至于究竟是谁出卖了邓演达，至今仍是众说纷纭。

父亲坚信，鉴于陈诚对邓演达的深厚情感与敬仰，他断然不会背叛朋友以求私利。此后，他特地致信农工民主党中央，以求揭露真相。不久，对方回复，确认出卖邓演达的并非陈诚，而是名为陈敬斋的人物。据悉，陈敬斋已于1951年在江西遭到处决。

“你们去写陈诚吧！”当时，又有谁敢深入研究陈诚呢？父亲后来有机会赴香港，还携带了大量与陈诚相关的资料进行研究。1987年，他与邱行湘一同访问了浙江青田，陈诚的故乡，并向当地提出了许多建议。青田据此重新修缮了陈诚故居和陈氏家族墓地。至于淮海战役，父亲一生未曾提及，他常常自嘲为“败军之将”，或许在他看来，这是军人的最大耻辱。而到了台湾的将领如胡琏等，对双堆集之战也避而不谈。由于其他当事人的沉默，被俘的第18军军长杨伯涛的回忆成为淮海战役研究中引用最多的资料。在这些文章中，他详细描述了许多细节，旨在证明自己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与父亲的失误。随着父亲等亲历者的离世，他的许多说法变成了孤证。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更加客观、真实的历史真相将逐渐浮出水面。

父亲的晚年依旧秉持着军人的严谨与规整。无论是晨曦微露还是夜幕低垂，他的作息规律始终如一。床铺上的被子被他叠得棱角分明，书桌上书籍摆放得井井有条，区分着待阅、正在阅读以及已阅的书籍，条理清晰。即便在散步时，他也如同行军步履般端正，目光始终不偏离正前方。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腰杆始终挺得笔直。

我深刻地感受到，尽管父亲的外表看似严肃甚至有些拘谨，但他的内心却充满了善意与柔情。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他与一些老战友重新建立了联系。我曾翻阅过他们之间的信件，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深厚的情谊；他还为那些为国捐躯的旧部修建了墓地，并寄去了抚恤金；此外，还有许多境遇不佳的老部下找到了父亲，他总是尽力为他们开具证明、寄送钱财和粮票，竭尽所能地去帮助他们。

在我父亲生前，他鲜少提起母亲。然而，自1970年他们恢复联络以来，他们之间的往来信件如今都珍藏在我手中。父亲离世后，我逐封细读这些信件，逐渐领悟到了他对母亲的深情。其中，有一封信是在中秋佳节前夕所写。在那些惯常的、公文式的叙述之后，出人意料地增添了一句“千里共婵娟”。如今回想，这句看似简单的话语，实则蕴含了他们之间错综复杂且深厚的情感……

“愿祖国早日实现统一，众志成城，心念相同。若统一之愿得偿，我定当亲至台湾，与诸君举杯共庆。”特赦之后不久，他前往香港，首次之行便充满风险，毕竟他的身份尤为特殊。台湾方面得知他抵达香港后，亦派了大量人员前来，使得父亲所居酒店附近频繁出现身份不明者。为此，新华社驻港分社的工作人员亦暗中对他进行保护。最终，父亲决定调整行程，提前返回。

随后，父亲多次往返香港，逐渐与台湾那边建立了联系。到了1989年，他正积极筹备前往台湾的事宜，并计划拜访陈诚的遗孀谭祥女士。一切手续已办理妥当，台湾方面的安排也即将完成，不料他突发心脏病，不幸离世。

或许，在父亲的眼中，他自认为是个失败者，然而，他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情感却从未有所缺失。我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未能及时倾听父亲那充满故事的过往，这成为了我心中最痛的回忆。

父亲生前怀揣一个深切的心愿，即国民党的抗战贡献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可，这亦涵盖了他亲身参与的淞沪会战与武汉会战。然而，彼时的政治环境显然尚未成熟，未能满足他的期望。直至2005年，国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办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盛大仪式，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功勋才首次得到了全面的肯定。作为抗日将领的后裔，我有幸代表父亲领取了一枚象征荣誉的纪念勋章。之后，我特意将这枚勋章带到了八宝山，向父亲诉说了这一喜讯。我相信，若他得知这一切，定会感到无比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