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女士，出生于1921年4月，曾执掌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重要职位。在那段波澜壮阔的“文革”时期，她崛起为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相继担任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以及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遗憾的是，随着“文革”的结束，她因涉嫌反革命宣传、煽动以及诬告陷害，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并被剥夺政治权利四年。2019年8月，聂元梓女士安然离世，享年九十八岁。

（1）谈及保外就医，步入晚年的聂元梓曾如此表述——

在充满不凡色彩的1984年12月，我终获重释，踏出延庆监狱的大门。这番重获新生，全凭保外就医的恩惠。

晚年聂元梓病中

在延庆监狱的拘禁期间，我不幸遭遇了心脏病的突发，随后即刻被紧急转送至公安医院接受治疗。康复期间，我时常需要依靠监狱医务人员的治疗。那时，我已年过六十三，身患多种疾病。有一次，在前往医院的途中，监管我的队长主动提出了一个保外就医的方案。他征询我是否愿意尝试这一途径。我立刻坚定地表达了我的强烈愿望。她建议我开始着手撰写一份保外就医的申请报告，我对此表示了完全的同意。队长还补充说明，我可以在身体康复后着手准备这份报告。

那天，我着手撰写了一份申请保外就医的正式文件。未曾料到，翌日，延庆监狱便迅速批准了我的请求。随之，我得以跨出监牢的门槛，重获自由。

此刻，我沦为无家可归者。北大的宿舍已被校方收回，孩子们亦散落四方，各谋生计。虽然我已摆脱了延庆监狱的桎梏，却寻觅不到一个栖身之地。延庆监狱与北京市劳改局只得将我临时安置于二姐聂元素家中。聂元素家虽非富裕，但宅院分为南北两栋，她本人居住在南楼，北楼则尚有一室空闲。鉴于我获得了保外就医的许可，我便暂时居于北楼。

（2）谈及为何向胡耀邦致信，聂元梓在晚年回忆起此事时，曾如此述说——

鉴于我的健康状况迫切需要治疗，我幸运地获得了保外就医的机会。然而，出狱之后，面对那笔沉重的医疗费用，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狱中，治疗的相关费用由监狱承担，而如今，这一切的重担都落到了我个人的肩上。对于我这样一个收入不稳定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更重要的是，我现在拥有了更多的条件，可以投身于揭示历史真相的斗争，为自己争取应有的公正。

同年7月，我郑重其事地寄出了一份亲笔信致胡耀邦总书记，并遵照监狱长之指示，热切地请求其代为转达。

聂元梓致胡耀邦信

胡耀邦总书记：

我，聂元梓，深刻认识到在“文革”初期的所作所为，错误严重，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也令我的战友们承受了不应有的伤害。每当忆及往事，心中不禁涌起无尽的悔恨！我郑重承诺，将终身致力于党的自我反省，下定决心，彻底改正我犯下的错误。

我衷心感激党组织在1984年年底所做出的英明决策，该决定批准我获得释放，并接受包括心脏病在内的重症治疗，同时终止了对我的监禁。这份宽宏大量的恩典与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将永远珍藏在心，铭记不忘！

然而，我已背井离乡，沦落无家可归。对于我来说，仅是维持日常生活和支付医疗费用，便已成为一项沉重的负担。子女们微薄的收入，月薪仅有60元，加之肩负抚养子女的重担，我不得不向亲友寻求援助。然而，显而易见，这并非一条可行的长期之路。

今年4月16日，命运对我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我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心脏病发作。医院向我的子女传递了病危通知。然而，家境的拮据使我无力负担那高昂的治疗费用，我只能继续在楼道中寻求庇护。在经历了一番紧急的救治后，我勉力回到了家中，依赖药物自行调理。尽管自出狱已超过半年，我的病情却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的治疗，我依旧在病痛的阴霾中艰难地度日。

文革初期，我不幸陷入了深刻的政治误判，所幸未遭受刑事追究。自十六岁那年（1937年）开始，我便投身革命道路，并于1938年1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来，我南征北战，对党的事业忠诚不渝，倾注了数十年的岁月。然而，在文革期间，我较早地认识并抵抗了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因此长期遭受他们的压制与迫害。面对一系列无端的罪名指控，我经历了上百次的批斗，更被“隔离审查”了长达八九年的时间。直至1978年4月19日，我被宣判开除党籍，北京市公安局随后对我进行了逮捕，并将我送入监狱。最终，在1983年3月16日，我因被指控“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活动”，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并被剥夺了四年的政治权利。

此判决显然显失公允。其依据仅基于王力伪造的虚假证词，污蔑我受江青之命前往上海“造反”，参与篡夺权力的阴谋。我迫切恳求党中央对此案进行全面复查，恢复我的党籍与职务，并公开昭告我的清白；同时，我也遭受了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恶意打击与迫害，亟需予以昭雪。当前，我急切期待党中央能解决我生活中的一系列困境，尤其是医疗与住房难题。我满怀期望，能有机会保障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针对上述事宜的适宜性，特此请求您予以审阅。如需提供反馈，烦请将回复寄至北京市月坛南街XX号，由XXX负责接收并转递。

附：

《关于“文革”时期个人基本状况及所犯错误的详细陈述》文档一份。

简历及家庭情况。

此致

敬礼

聂元梓，1985.7.1

（4）聂元梓谈假释。

1986年10月20日的午后二点半，延庆监狱的樊股长及管教股的干事莅临月坛南街的住所，与我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晚年聂元梓）

樊：今通知，勿慌。

说，没问题，你说。

樊：我来处理假释通知。

樊补充道：“关于假释的概念，相信你早已熟知，无需我进一步阐述。”

樊问有何意见？

我表示以下意见：

一、我已向延庆监狱及市劳改局如实汇报了我多年来在遵纪守法方面的卓越表现，以及我所遭受的多重疾病之苦。对于他们为我争取假释审批所付出的不懈努力，我心中深感感激。

二、即便我已获得假释，对于我案件的看法，我依然持有不同见解。在关乎“反革命”身份这一核心问题上，江青所指示的具体内容，我始终未能完全明了。这一点在预审阶段并未被提及，而在法院审理期间也未公开披露。监狱与劳改局曾向我发出指令，要求我提交相关报告接受询问，然而时至今日，我仍未收到任何答复。

三、目前，我暂住在姐姐家中。尽管我已经退休，但仍需确定一个正式的居住登记。请问，对于我的事务管理，应由哪个部门承担职责？若我身体出现不适需要入院治疗，应如何处理？遇到困难时，我应该向哪个机构寻求支援？你们可能已经看到，我是拄着拐杖来寻求帮助的。我急需解决公费医疗的疑问，并希望得到关于妥善安排住宿和生活指导的建议。

樊回答道：“您的宝贵意见我们将迅速转达至相关部门处理，但遗憾的是，我们恐怕无法即刻解决这一问题。”

我表示可以。

(晚年聂元梓)

（5）谈及北京大学拒绝为其提供安置，聂元梓在晚年时常流露感慨——

在获得假释许可的关键时刻，面对生存的迫切需求，我积极与北京市劳改局和北京大学取得联系，恳切地请求他们协助我处理户籍迁移、住宿安置、职业就业以及公费医疗保障等关乎基本生活保障的诸多事宜。

您的来函已收悉。遗憾的是，针对信中提及的居住、住房、职业以及公费医疗等事项，我们在此必须说明，处理这些问题并不在我们职权所及的范围内。作为执行机构，我们在您假释前所需处理的各项事务，均已严格按照程序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自1985年9月起，北京市便召开了一场专门针对安置刑满释放和解除教育改造人员的会议，并正式出台了相关文件。文件中明确指出，各系统和单位须对因服刑教育而离职的员工实施相应安置。此次会议吸引了中央直属单位领导以及各大专院校等在京机构的负责人共同参与。针对您的咨询，我们建议您直接向北京大学或您居住地的街道办事处进行咨询。

遵照劳改局的复函精神，我立即与学校取得联系，并正式提交了申请，期望北京大学能够接受我的加入，从而妥善解决我目前所面临的生计困境。

起初，我向他们寄去了几封充满恳切的信件，期望能够获得他们的援助，以应对我面临的住房、就业以及公费医疗等一系列棘手的难题。随着腿疾的逐步康复，为了生计，我拄着拐杖，从月坛路的聂元素寓所出发，历经艰辛，跋涉至北京大学。我努力争取与校长、党委书记的面谈机会，然而均未能如愿，遭到了委婉的拒绝。最终，只有办公室的李姓同事接待了我，他承诺将我的情况转达给学校领导，并答应给予答复。数日后，他来电告知，学校无力处理我的问题，建议我向北京市委寻求帮助。

此后，我特地致信时任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及市长陈希同，恳切地寻求他们的援助，以期解决我个人的生活困境。遗憾的是，我始终未能得到任何回复。随后，为了生计，我又向胡耀邦、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发出了信件，然而，同样的遗憾再次降临，我并未获得任何积极的回应。

（6）谈及“下海”的过往，聂元梓在晚年岁月里曾如此陈述——

在贫困潦倒的经济困境中，我不得不踏上自我救赎的征程。那时正是八十年代末，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经商的热潮，不论年纪大小，街头巷尾都弥漫着关于如何聚财、投身商业活动的热烈讨论。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一方面是为了摆脱闲置的闲散时光，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谋求生计，我毫不犹豫地投身于商海的浪潮之中。

（晚年聂元梓）

提及这段过往，笑语不禁从心间溢出。初涉商海，我对贸易之道一片茫然。我所能依靠的，不过是那流利的口才。听闻这边有钢材，那边握有原油，此处恰需采购彩电，而他手握批文，我便尝试在这三者之间搭建桥梁。毕竟，囊中羞涩，我无力投入资金，只能投身于信息沟通与资源对接的劳动，以换取一份辛勤所得。

初涉商海，我的际遇与早年涉足政坛时颇为相似，起步阶段都颇为顺畅。“文革”初期，谁不曾挥洒笔墨，书写过激昂的口号？然而，我主笔的那篇“大字报”却赢得了极高的赞誉，一夜之间，我成了全国闻名的‘革命英雄’。在商界，我也未遭遇太多挑战，我所参与的项目都展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尽管许多人梦想着财富，但真正实现这一梦想的人寥寥无几。我，便是这少数幸运者中的一员。

在山西，我有幸与一位曾在“文革”岁月中并肩作战的战友相识。在他的举荐下，我得以踏入石油行业的领域，并在北京承担起处理公司事务的重任。我们的合作关系始终融洽而和谐。他们毫无保留地信任我，将北京办事处的设立交托于我，选址定在西苑饭店，并赋予我全权代理人的重任。他们的信任程度令人惊叹，甚至将携带的款项全部存放在我的办公室。我不仅肩负着妥善保管这些资金的职责，还需严格监督其使用情况。每当公司经理莅临北京提取资金，我都会细致询问其用途，严格审查其合理性，并协助他合理调配资金。

经过在石油交易领域的磨砺，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基于这些积累，我毫不犹豫地踏上了自主创业的道路，承担起企业家的重任。我的业务版图主要聚焦于进出口贸易，涉及纺织品、服装配额，以及石油与钢铁的交易。在美、英、法等国的商业圈中，我已构建起广泛的人脉网络，并与香港的陈氏大亨之间的合作进展顺利。

（7）她被亲切地称为“雷锋老太太”，此美誉源于聂元梓在晚年时期的一段自述。

在波涛汹涌的商界搏击，我不仅安顿了生计，更积累了丰厚的财富。然而，这些得来不易的财富，却接连遭遇诈骗的冲击，最终尽数流失。

起初，我毅然投身于购房的行列。这段历程使我深切体会到了无家可归的辛酸。自从攒积了一定的财富，我心中首要的目标便成了拥有一处属于自己的房产。那是在1988年或1989年的岁月，那时的北京房地产市场，购房者寥寥无几。

尽管我暂栖身于一家集办公与带厨房卧室于一体的饭店，但这并非我心中的理想归宿。于是，我生出了购置一处房产的愿望，并委托他人帮我寻找合适的房源。恰巧，一位姓刘的个体户主动上门，向我推介了他位于西便门附近的一座院落。我以五万元的价格购得该院落，却未曾料想，这五万元最终化为乌有。原来，刘某并非该房产的真正所有者，骗取了我的钱财后便神秘地消失了。后来得知，他因病去世，那五万元也便如此付诸流水。

与此同时，我购置了两台车，一辆丰田，另一辆则是北京吉普。不幸的是，新车还在试用期，丰田便遭遇了被盗的命运。这一不幸事件让我对北京吉普也产生了疑虑，不敢再继续持有，于是匆忙将其出手。当时之所以敢于大额投资，实因生意正处于蓬勃发展期，内心以为收入将源源不断，因此并未对这笔资金的运用给予足够的重视。

繁茂枝叶随风舞动，气势不凡，此话并非夸张。我在饭店设立办公点，无论国内还是海外，每日事务络绎不绝，传真堆积如山，自然吸引了各路目光，不乏有人试图靠近。他们以种种借口寻求援助，向我提出借款申请，数额从数元到数千元不等。有人会说：“阿姨，我今天的餐费还差些许，能否借我十元？”还有人声称：“阿姨，我手头有一笔交易，即将成交，但暂时资金周转困难，能否先借几千元？三五天内必定偿还。”

然而，那些心怀不轨者，竟然自诩为“土八路”，仿佛视我为易欺的软柿子，他们甚至戏谑地叫我“雷锋老太太”。我那时的最大失策，莫过于对人情过分依赖，对他人过于宽容。对于任何向我伸出援手的人，我都全力以赴地给予帮助，却忽视了“商场如战场”的残酷现实，结果落得被欺骗的结局。

那段时光，我的生意异常兴隆，客户络绎不绝，寻求合作的人潮接连涌入我的办公室。不料，竟有不速之客厚颜无耻地滞留在我的办公室内。起初，我以为他们只是闲逛，然而不久便察觉，他们竟在暗中窃听我与客户的对话，暗中挑拨离间，意图从中作梗。更令人愤慨的是，有人甚至企图抢夺我的皮包，尽管他们未能得逞，但那份险恶的企图仍让我心有余悸。金钱的诱惑力竟如此巨大，连我信任的秘书也未能幸免，心生贪念。这一切让我倍感失望。

一旦失误降临，便如同多米诺骨牌般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未曾停歇。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的生意日渐凋零，而客户所欠的款项也迟迟未能追回。不幸的是，我意外地摔伤了手腕，仿佛所有的不幸都汇聚成一股合力。姐姐的丈夫不幸离世，而二姐聂元素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急需有人照料。因此，我不得不放下饭店的工作，带着一叠债务凭证，回到了家中。

蒯大富探望聂元梓晚年。

（8）回溯至再次沦入无家可归的境地，聂元梓在晚年时感慨回忆道——

照顾病姐，引是非。

首要考虑的是居住环境。为了更全面地呵护聂元素，我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商场的工作，选择与她同住。然而，这一决定却引起了她女儿的担忧，她害怕房产未来会登记在我的名下，因此她竭尽全力试图将我排除在外。

其次，金钱问题同样不容小觑。聂元素曾将数千元人民币托付于我，她坚决拒绝将这笔资金委托给他人保管，这无疑体现了她个人的慎重考量。然而，她的女儿却萌生了贪念，意图索回这笔钱。由此，这起事件导致他们对我提起了诉讼，使我再次成为了法庭上的被告。

面对法庭的庄重气氛，我选择了缄默，结果未能赢得诉讼。因一些家庭琐事而卷入法律纠纷，这让我深感羞愧，还有什么言语能表达我的心情？自聂元素家搬离后，我再次开始了无家可归的流浪生活。

最初，我踏遍了城市，渴望寻觅一个可以安顿下来的角落。在历经辗转后，我终于在西直门宾馆内的一家新兴初创企业中，觅得了一份临时的职务。这家企业尚处于起步阶段，资金流相对紧张。我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提供住宿，与同事们共挤办公室，且未获得任何报酬。那段时光，生活的艰辛再次凸显，一日三餐的温饱亦成为了迫在眉睫的挑战。

（晚年聂元梓）

我现在（2004年）首先，若我能成功促成眼前这笔交易，那么我将能够确保自己晚年的生活宁静而无忧。其次，我渴望完成我的回忆录，这不仅是对历史的一种交代，更是对那些因我而受到影响的众人的一个必要回应。

【编者手记：本篇节选自聂元梓女士晚年所发表的部分言论，旨在呈现其个人观点，以供对中国现代历史感兴趣之学者及广大网民参考。在此，编者需强调，个人立场与聂元梓女士的观点并不一致，亦不对所提及历史事件的准确性予以任何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