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自左向右排列，依次是项英、周恩来、叶挺，三人于皖南之地合影，以作纪念。

项苏云，2008摄黄宇

漂泊的云

许多知晓我身世的人，或许都会觉得我的过往颇为传奇。我时常沉思，从某种角度而言，我与父亲项英，我们两代人的历程，实则映射了我国曾经经历的诸多非凡岁月，成为了那段特殊历史的缩影。

我的生命之书，翻开于上海劳工幼儿园，那是一所由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创立的孤儿院。那时的我，尚在稚嫩的两三岁之间，对自身的身世一无所知，连记忆中的名字也几乎淡忘。在孤儿院的悉心抚养中长大，我自小便以为自己是孤儿，与身边的小伙伴们并无差别，因此并未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的不幸。

往昔岁月，我对此浑然不觉，直到成年后，方逐步拼凑起自己身世的点滴线索。我于1931年出生，母亲在我幼年时便将我托付他人，独自远赴苏区寻找父亲的踪迹。记忆中，曾有一回，我遇到了徐明清阿姨——原农业部部长的贤内助——她向我透露，她曾在上海时曾代为照顾过我。母亲离世后，她便将我带到浙江，并托付给了当地的地下党员林迪生先生——这位先生曾是兰州大学的校长。然而，众人终究无法长期抚养我，最终我将被送入了陶先生的孤儿院。那些阿姨们提起，我的小名叫阿苗，我的弟弟项学成的小名叫阿毛，还有一个在苏区失散的弟弟，名叫阿狗。

“苏云”之名，乃陶行知先生所赐。陶先生的孤儿院设于上海英租界，或许因察觉他与共产党的紧密联系，英国人遂不允许其继续开办。孤儿院面临解散之际，我记得那位女老师曾将我送至陶行知先生府上，停留未久便匆匆离去。她出门后不幸遭遇自行车撞击，陶先生闻讯后急忙派人将她送往医院。我闻讯后，不禁失声痛哭。

无人可依。即便陶行知先生声名显赫，他也无法时刻陪伴在我左右。陶先生曾在江苏淮安创办了新安小学，当郭青老师因公事来上海时，陶先生便托付郭老师将我引荐至新安小学。郭老师问：“这位小朋友叫什么？”陶先生稍作沉思，便说：“就叫苏云吧，象征着江苏上空悠悠的云彩。”从此，我便有了自己的名字：张苏云。至于为何我姓张，陶先生或许认为“张”姓较为普遍，而“项”姓则过于显眼。

面对突发情况，您只需全力以赴，遇到困难无需过分担忧。陶先生如此安慰道。

新安小学，由陶行知先生为家境贫寒的学子们创办，其宗旨是确保每个贫困孩子都能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许多家庭因无力支付学费，便以一袋糙米作为对老师的敬意之礼。学校虽简陋，宛如村中的一座荒废庙宇，但我依然清晰记得，在泥塑菩萨的背后，我们嬉戏捉迷藏的欢乐时光。夜幕低垂，我便寄宿在一位农民的家中，与主人家的大女儿同床共枕。

时局动荡，抗战随即爆发，徐州很快落入日寇之手。新安小学的校长汪达之，毅然将年长的学子们组织成新安旅行团，穿梭于各地，开展抗日宣传与演出。他致信郭青老师，信中言辞紧迫：“局势动荡不安，你与张苏云老师一同前往西安——除了我之外，校内尚有一孤儿，但汪校长只同意你携他同行。我想陶先生曾向汪校长详细交代过他的身份。”

然而，郭青老师对我身份毫无所悉，他仅仅是忠实地履行了对陶先生的承诺。他驾驶货车载我行进了一段距离，随后我们换乘了驶向西安的列车，旅程得以继续。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列车穿越陕西潼关的夜幕，突然遭遇了风陵渡日军的炮火袭击。车厢内的灯光应声而灭，所有乘客屏息凝神，不敢发出任何声响。火车在黑暗中疾驰，幸亏最终安然无恙地摆脱了危险。

踏足西安，我们仿佛步入了未知的疆域。在西安度过的一个月里，郭老师的经济状况变得愈发拮据。他向我透露，一所学校的儿童剧团有意聘请我，前提是我能够先行前往，而他则在积极寻找新的教学岗位。正当我们商讨着可行的应对策略时，郭老师收到了汪达之校长的来信。在信中，汪校长详细阐述了我的身份，并指示郭老师：只需将我引至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自会为我提供妥善的安排。

往昔在西安，谈论八路军之事尚存忌讳。那时，驻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是伍云甫先生，正是伍绍祖先生的父亲。传闻郭老师将我引荐为项英的女儿，他安排我们暂居办事处，实则是在对我身份进行细致的考察与审查。直至那时，我对“项英”这个名字才略有所知。恰巧，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伯伯也住在八路军办事处，他与父亲关系融洽。在我初次见面后，他特地亲自发电报向父亲核实，询问是否有我这个女儿。在父亲确认无误后，我和郭青老师才得以正式获准前往延安。

在那个时期，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接纳了大量寻求加入的青年学生，并将他们送往延安。这种运输方式颇为特别，他们采用的是大卡车，而且公开进行，每次出行大约有五六辆车。我是在1938年4月踏上征程的。我所乘坐的那辆卡车尤为引人注目，除了我和郭老师之外，车上还载有中共华北局情报部长王世英及其一家四口，以及萧劲光的儿子、刘志丹的女儿。高岗和张国焘的儿子也同车而行。他们原本计划前往苏联，但最终未能成行。尽管张国焘那时已经离开了共产党，但他的儿子却对此深信不疑，坚持回到了延安。我印象中，他身材高大，尽管路途颠簸，但他却喜欢站立着，紧紧扒着窗户向外眺望。

12天的父女

自幼便习惯了孤儿的身份，生活似乎早已注定。然而，在延安的偶然重逢，却带给我一份意外的惊喜。

那是在1938年9月的某日傍晚，郭青老师不期而至，带给我一个意外的消息——我的父亲已经抵达了延安，并且已有专人前来迎接我，以便我们能顺利相见。在那个瞬间，我的心情如同波澜起伏，既有难以置信的惊讶，又有难以抑制的喜悦。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即刻启程，以至于连晚餐都来不及享用。

朱德先生正坐在床榻之上；而紧挨着他，怀抱小女孩的，则是刘少奇先生，他怀中的小女孩正是刘爱琴。我依稀记得，那时的刘爱琴大概只有六七岁光景，她身穿一件色泽鲜艳的小花布旗袍，头顶梳着纯真可爱的童花发型。张浩伯伯告诉我，不久之后，她将与我父亲一同出席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

“苏云，是在寻找您的父亲吗？”他引领我至一排座椅前，指向坐在朱德身边的男子，说道：“瞧见这位，他就是你的父亲，老项。”话音刚落，他又转身面向我，兴奋地宣告：“这位，便是你的父亲！”

在我朦胧的记忆里，父亲将我高高举起，安置在他的腿上。我们目光交汇，他轻声询问：“你多大了？叫什么名字？”那语气，宛如在问候邻家孩子。我依着他的问题一一回答，内心并无太多波澜。尽管我常羡慕那些有父母陪伴嬉闹的孩子，但当父亲真正走进我的生活，我却感到一丝害羞，因为那是我7岁半时第一次见到他。会议结束后，父亲提议让我同住，但我对他还感到陌生，尴尬地推辞说宿舍的同学还在等我，便想先返回学校。最后，父亲派来了警卫员，把我安全送回校园。

次日放学之际，父亲如约来到学校，来接我回家。他引领我至他居住的窑洞，之后我们一同前往保育院，去探望我的弟弟。弟弟比我提前几个月抵达了延安。就这样，父亲、我，以及比我小四岁的弟弟，在延安得以重逢。遗憾的是，弟弟在夜幕低垂时不断哭泣，思念着保育院的阿姨，这令父亲无法安眠，只得再次将他送回保育院。

“郭老师滴酒不沾，滴酒不沾！”两位长辈相视而笑，眼中流露出会心的光芒。

伫立于延安中央组织部门的大门前，马海德医生为我们一家三口定格的瞬间，已化作此次相聚的永恒象征，也是我们姐弟与父亲之间唯一的合影。我头上的那顶帽子，正是父亲在延安时赠予我的宝贵纪念。在照片里，父亲笑容满面，熠熠生辉。有人后来评论，这或许是他一生中最灿烂的笑容。那份喜悦溢于言表，父亲因此特意冲洗了多份照片，赠予了众多好友。直至上世纪50年代，我拜访邓妈妈时才有幸见到这张照片，邓妈妈慷慨地将其赠予我。

那是一个星光璀璨的夜晚，郭老师亲自莅临，向我传达了一个紧急的消息：父亲接到了一项迫切的任务，即将离开延安。于是，他在白日里挤出宝贵的时间，特意来到学校，只为再看我一眼。然而，因应战时安全考虑，我们学校不得不将授课地点转移到山间，我和父亲未能及进行那最后的告别，就这样匆忙地各自离别。

尽管父亲身在他乡，我依旧能深刻体会到他那无尽的关怀与呵护。转眼半月过去，西安的友人将父亲托带给我的物品带来：一封家书、一筒饼干、一对手套。每当有新四军战士抵达延安，他们便会纷纷前往学校探望我。薛暮桥先生的夫人罗琼女士在延安见到我时，不由得赞叹道：“有这样的优秀儿女，项军长必定深感欣慰！”多年之后，我有幸拜访陈丕显伯伯，他特意叫来夫人一同会面。原来，父亲曾向陈伯伯提及，我与陈伯母长得颇为相似。当然，陈伯母的美丽远在我之上。

在我的一生中，最深的遗憾莫过于与父亲相处的时光竟仅有短短的十二日。即便时至今日，我对父亲的具体性格特征已经模糊不清，然而“慈父”的形象却如同影子一般，始终萦绕在我的记忆深处，难以抹去。

父亲与“皖南事变”

关于“皖南事变”的是非曲直，如今已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深入研究。作为一名工程师，我早年对党史的涉猎并不深入，直至上世纪90年代，我才真正开始对此段历史进行深入的探索。

“日蒋反目，日汪勾结，局势由此出现转机，蒋介石对我方已无计可施。只要你们向北迁移再迈出一步，根据当前形势的判断，蒋介石及顾祝同不会对你们施加压力。现在开始分批迁移，至12月底完成尚不晚。”在事变爆发前13天，中央依旧向他和叶挺发出了“拖延为上策”的电报。因此，指责项英拖延不前是不妥当的，实际上中央一直在指示他采取拖延策略。遗憾的是，原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已故，那些中央的重要电报都曾由他亲手处理。

1941年1月，父亲率领部众成功突破重围，随即藏身于一个幽深的石洞之中。据父亲身边的亲信回忆，当时他在山上痛彻心扉，对新四军所受的重创深感痛惜，认为自己难以推脱责任。他誓言，一旦脱险，必将首先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然后再图谋复兴。凶手名叫刘厚总。3月23日的夜晚，父亲、周子昆以及警卫员黄诚一同避难于石洞。拂晓之际，刘厚总举枪射杀了父亲和周子昆，并夺取了他们随身携带的用于军费的金银财宝，连同手表和枪械一并掠走。然而，身受两枪的黄诚却不可思议地存活了下来。

刘厚总的形象，与电视剧《新四军》中对他的刻画不尽相同。他并非项英的贴身副官。根据父亲秘书顾雪卿的回忆，刘厚总实际上担任的是军部副官处马匹管理的职务，平日与项英鲜有交集。直到“皖南事变”的突围行动中，两人在山沟中意外重逢。刘厚总身材魁梧，力大无穷，射击技艺高超，堪称游击战中的佼佼者。因此，当他恳求留在父亲身边时，父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在父亲带领数人成功突破重围之后，刘厚总却因前途未卜而情绪低落，反复念叨“完了，完了”，进而萌生了杀人越货的邪恶想法。令人遗憾的是，父亲一生英勇无畏，未曾倒在敌人枪口之下，却不幸命丧于同袍之手。

刘厚总于下山之际，不幸被国民党拘捕。虽未遭受特殊对待，但在漫长的囚禁岁月后，他终究重获自由。随着全国解放的曙光乍现，他选择了隐匿身份，四处漂泊。然而，传闻称，1952年8月之初，他在江西南昌被捕，终被判处死刑。

近日，众多文章相继探讨叶挺与项英之间的不和，将“皖南事变”的导火索归因于他们之间的矛盾。有观点认为，在党内秘密会议中，叶挺常被排除在外。叶挺之子在其回忆录中记载，叶挺时常感到无聊闲散，手持相机四处游荡，流露出孤独与落寞。从整体来看，叶挺在新四军中似乎颇感孤立无援。

我不禁对有人利用此话题进行炒作感到困惑。回顾那段历史，叶挺同志确实有过脱离党的经历。纵然在“皖南事变”之后，他展现出了坚定的立场，但在那个特殊时期，项英同志对他的警惕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时至今日，党内与党外仍有分歧，更别提当时那般危机四伏的局势。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如果说父亲有何过错，那可能就是他对党的方针路线过于忠诚了。

鉴于叶挺已脱离党籍，因此该文件未经其本人同意，不宜让他审阅。作为我的父亲，同时也是新四军的政委，他主动向中央提出请求，在来文和来电中特别加入了叶挺的名字，以便我们能够协同指挥部队。在日常生活中，父亲对叶挺亦给予了充分的关怀，他们共同经历了艰难的岁月，感情深厚。叶挺曾多次萌生离开新四军的念头，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与父亲之间存在个人矛盾。在项英成功突围之后，他仍然对叶挺的安全感到忧虑，特地返回寻找。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下山进行谈判的过程中，叶挺不幸被蒋介石拘押。

“让父辈的旧怨随风消散，我们二人，始终是彼此最真挚的朋友。”话音刚落，我们相视一笑，那笑容里洋溢着默契与温暖的情谊。

“她就是老项的千金，她是老项的千金”，对我呵护备至。旁边一位女士好奇发问：“那‘老项’指的是谁呢？”陈毅伯伯带着浓厚的四川口音回应：“老项，说的就是项英。”我坚信，若陈毅伯伯还在世，定不会认同那些试图挑拨他与其父关系的说法。

即便那时期的决议未曾被“七大”采纳，其内容也仅限于新四军内部流传，但它却成为半个多世纪来评价我父亲的关键依据。解放之后，对项英的评价急剧下滑，然而，我父亲参与的革命事迹却鲜有人提及。他是中共“二大”的12位代表之一，但在相关的介绍中，他的名字却未曾被提及；他是“二七大罢工”的重要领导人，但在电影中，仅有施洋和林祥谦的形象被塑造，而遗漏了施洋是由项英介绍入党的细节。在陈丕显担任河南省委书记期间，他特意前往“二七大罢工”纪念馆参观，并纠正了馆方未提及项英的错误。在“文革”时期，上海全市张贴了“项英是大叛徒”的巨型标语。几年前，一位作家所著的《皖南事变》小说将项英描述得十分不堪，由于资料不足，我无法反驳，幸得新四军100多位老干部联名来信提出异议，该小说才最终被禁止再版。我坚信，关于我父亲的评价，历史终将给出公正的判断。

我是项英的女儿。

母亲之谜

1938年，郭青老师引领我踏入延安，方始得知，母亲仅仅在一个月前曾抵达此地。她将弟弟留在此处后，便默默离去，从此之后，她的踪迹便杳无音信。我也因此错过了与母亲团聚的宝贵时刻。

母亲的命运与瞿秋白紧密相连。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的败绩，让一万余人沦为敌人的俘虏。那时，瞿秋白身患重病，何叔衡年事已高，而我怀揣着身孕的母亲，与中央苏区妇女部长周月林一同撤退，力求突破重围。何叔衡不幸英勇牺牲，而瞿秋白、周月林与我母亲则一同在福建落入了敌人的魔爪。在狱中，他们均化名避身，审问中未曾露出任何破绽。在那三年多的囚禁岁月里，我的弟弟在牢房中呱呱坠地。然而，就在母亲和周月林即将重获自由、瞿秋白也即将重见天日之际，国民党却意外揭露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导致他惨遭毒手。

关于瞿秋白的遇害，是否与您及周月林有关存疑？目睹母亲焦虑的表情，父亲心生疑窦，疑虑母亲可能泄露了瞿秋白的事情，一时冲动之下，他拿起枪支，将母亲射杀。然而，我对这种说法的可靠性深表怀疑，这纯粹是一则未经证实的传闻。

为创作父亲的传记，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王辅一专程拜访了曾任项英警卫排长的李德和。李德和回忆起1938年2月至3月间，项英在南昌着手组建新四军的那段历史。当时，项英的母亲张亮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前往东南分局寻求支援。李德和陪同项英从军部出发，前往分局所在地与张亮会面。双方在一室之内交谈，而孩子则在门外由李德和看护嬉戏。大约一个小时的交流过后，尽管具体的对话内容不得而知，但谈话声时高时低。项英的神情显得庄重严肃，然而并未发生枪毙张亮的事件。会面结束后，项英前往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处稍作停留，随后便返回了军部驻地，自此便再未与张亮相遇。

瞿秋白遭难，你却得以逃脱，这不禁让他对母亲心生疑窦。

事后验证，母亲在离别南昌之际，决然将弟弟送至延安。徐明清，曾担任延安市妇联主任，她当年曾接待过我的母亲，正是在那时她送弟弟前往延安。由此，“项英杀妻”的说法显然是毫无根据。然而，自那时起，她的消息便杳无音信，世人亦无从探寻她的踪迹。

1955年，瞿秋白同志的遗骸在福建长汀罗汉岭的盘龙冈被发现，随后被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他的伴侣杨之华向党中央发出信件，坚决要求严惩那些背叛瞿秋白的叛徒。党中央对此迅速作出反应，成立了一个专项调查组。与此同时，曾与瞿秋白一同被捕，并知晓其真实身份的周月林及其母亲张亮，也成为了调查工作的核心关注点。

周月林，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早年曾远赴苏联深造，并与海参崴华工工作负责人梁柏台喜结连理。1931年，她获准与梁柏台一同返回国内投身工作，却无奈将一双儿女留在了苏联，自此音讯全无。1934年，她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17位杰出人物一同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且在主席团中独树一帜，成为唯一的女成员。她曾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部长，资历深厚，甚至位列邓颖超之上。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失利之际，因精通医术，周月林留了下来，肩负起护送瞿秋白的重任。不幸的是，她被捕后被判刑十年，被囚禁于龙岩监狱。直到1938年，才得以重获自由。周月林此后历经辗转，重返上海，解放后成为了一名普通的街道干部。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瞿秋白专案组的成立，周月林于1955年被捕，并被送往秦城监狱进行改造。1965年，她再次被判刑十二年，被遣送至山西的工厂服刑，饱尝艰辛。

周月林始终未曾放弃对冤情的申诉，直至数年之后，某人在当年国民党的报纸上，偶然发现了一则“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身份”的报道，这才揭开了瞿秋白被捕的真相。原来，背叛瞿秋白的叛徒正是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的妻子徐氏。到了1979年，周月林终于得到了平反，她在这起冤案中承受了25年的不公之冤。平反之后，周月林返回了丈夫的故乡——浙江新昌县，在那里安享晚年。1997年，这位91岁高龄的老人在新昌县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

略有慰藉的是，周月林在晚年的时光里过得相对安宁。新昌县对她体贴入微，甚至有人特地采访她，并为她著述传记。在追忆往昔时，周月林曾透露，张亮出狱后向她透露了他的计划，即前往江西寻找项英。那位撰写传记的人将书籍寄给了我，遗憾的是，当我终于有机会翻阅这些珍贵的资料时，周月林却已在一年后离世，再也无法与她相见。

当我踏足延安的土地，才首次知晓母亲的姓氏。回想起七岁那年的情景，父亲来到延安探望我，我好奇地向他打听：“妈妈如今在何方？”他只是淡淡地回答：“妈妈已经离开了。”之后便不再多言。周围的成年人也很少提起我的母亲，仿佛在遵循一种不言自明的约定。我的婆婆涂俊明，同样是一位资深的革命者，她曾在上海经营家具店，秘密地支持工人运动。她偶尔会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你妈妈年轻时非常漂亮，甚至比你还要美。”

数载光阴，我对母亲的容颜一无所知。在那段动荡的“文革”岁月，我有幸得以赴上海一游，暂住于丈夫的一位挚友家中。某日，友人的一位熟识的朋友来访，在见到我后，他突然提起曾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求得母亲的一张照片。他为我精心复制了一张，那张照片我一直珍藏在心，成为了母亲留给我的唯一遗物。照片中，母亲的美丽显而易见，而我与她唯一相似的地方，便是那下巴的轮廓。然而，尽管我时常凝视这张照片，内心却并未因此泛起太多的波澜。因为，我未曾真正体验过母爱的温暖，所以也未曾品尝过失去的痛苦。

近期，我听闻了一则关于母亲行踪的新传闻。去年年底，一位记者拜访了公安部的资深前辈，这位前辈曾在延安任职，并在康生领导下参与过多个专案组的审查工作。他回忆说，当时他们逮捕了一名男子和两名女子，怀疑他们是托派分子，于是进行了审讯。他负责审讯的男子最终被判处死刑，而两名女子则遵照康生的命令被处决。他透露，其中一名女子是项英的妻子，她曾向康生出卖了瞿秋白。在那次事件之后，他也险些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康生处决，幸亏他是罗瑞卿部下，才得以保全性命。当我得知此事时，本想安排会见这位老人，却惊讶地发现他已经神志不清，言语含糊。然而，鉴于我在延安的亲身经历，我认为这一说法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直至迈入古稀之年，我才恍然大悟此事，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我对母亲的认知仅限于她出生在四川，至于她具体来自四川的哪个角落，我却是全然不知，因此我无缘去探寻她的家族根源与个人经历。我所知晓的，是她与父亲在上海投身于工人运动时，两颗心因共同的事业而紧密相连，坠入爱河。或许，当代的年轻人难以深刻理解他们那个时代的情感，但我想，对于那一辈的父母而言，理想是他们心中最为尊崇的信仰。在面临需要时，他们毫不犹豫地献出了个人的情感、家庭，乃至生命。

延安岁月

1938年，我踏上了延安的土地，不久便被分配至徐特立先生所创立的鲁迅小学就读。次年，该学府更名为“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小学部”，简称延安保育小学。学校里汇聚了众多革命先烈的遗孤和中共高级干部的子女。郭青老师也在此期间赴延安抗大深造，学成归来后，他肩负重任，担任了保育小学的校长，成为众多学子敬爱的慈父。

初踏足延安的土地时，我尚且年幼，只有七岁，独立生活的考验显得格外严峻。家中当时有位保姆专门负责照顾我。那时候，延安还未出现窑洞，我们居住在平原上的普通平房里。屋内，一块大木板桌被巧妙地改装成了床铺，竟然能容纳十二三个孩子，宛如一片宽敞的通铺。我们这些孩子一起用餐，同床共枕，共同度过了那段军事化且洋溢着共产主义气息的集体生活岁月。

在延安，我们随时都能看到毛主席，他对我们每个小孩都叫得出名字。有一次我们采了一大捧山花，我们跟老师说：“这些花真漂亮啊，我们把它献给毛主席好吗？”老师答应了。于是我们一群娃娃，排着队、唱着歌，向毛主席的住地走去。毛泽东在窑洞前看到我们非常高兴，当时江青也在，她还从窑洞里拿出一桶饼干让我们吃。有时候想起来，还挺怀念那时候的延安气氛。

我好奇他在忙些什么，他在品尝何物？心中思绪纷乱，我注意力分散，原本连贯的演讲瞬间中断，引发台下的笑声。事后，回到校园，我遭到了老师的批评。

近日得悉，延安地区水资源短缺，卫生条件相对较差，导致不少居民身上出现了虱子。当地居民习惯于在享受阳光的同时，也不忘捉拿身上的虱子。那位老乡便是如此，正忙着清理身上的虱子。此外，当地居民还有一种奇特的想法，认为虱子吸取了我的血液，我便应该将它们一同吞食，因此那位老乡才采取了这样的做法。

自幼便失去了父母的呵护，我逐渐锻造出了独立自主、坚韧不拔的品格。那些抚养我的长辈，如蔡妈妈、康妈妈、任弼时的夫人，始终如一地对我关怀备至。尽管他们的关爱无微不至，但他们终究不是我的亲生父母。我深知，即便他们的爱如同亲生父母一般，我也必须坚守自己的规矩，这一点，我始终铭记在心。

中央组织部对我们呵护有加，陈云、李富春常邀请我们至家中共享温馨的晚餐时光，而蔡畅的母亲更是待我们如亲生子女。在延安那段岁月里，我们只需携带一把牙刷与一把勺子，无论行至何方，都能得到热情的款待。

当我抵达延安，方才得知自己竟然有一位弟弟在此地。这位弟弟名叫项学成，他在监狱的囚室中与世隔绝，而那场艰难的分娩，是由周月林亲手协助母亲完成的。我与弟弟之间的感情格外深厚，平日里，我们常常结伴前往李富春与蔡畅的府上拜访。

“孩子们来玩当然欢迎，只是我的物品，还请大家多多留心。”记得有一次，一位同学出于好奇随意翻阅了几样东西，我并未察觉到任何异常。然而，蔡妈妈回来后却特意询问，是否有人触碰了她的物品。

晚餐后，李叔叔与蔡妈妈经常带着我沿着窑洞的后坡散步，我紧牵着李叔叔的爱犬“路路”。每当遇到认识的叔叔阿姨，他们总会好奇地探问：“你家有几口人？”我看着“路路”，笑着回应：“我们一家四口！”而李叔叔和蔡妈妈的小女儿李特特，对我能与他们共享这些时光显得有些羡慕，她觉得我似乎拥有比她更多的快乐时光。

1943年，延安地区掀起了“整风运动”的风暴，紧随其后的是由康生主导的“抢救运动”，这使得每个人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即便是保育小学的学生，我们也未能逃脱这场运动的波及，开始了所谓的“抓特务运动”。教师们禁止我们回家，强制要求我们留在校内参与“运动”。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必须接受严格的审查，每个人都必须详细阐述自己的过往经历，一旦无法自圆其说，便会被怀疑为特务；同学之间也互相告发。学校还特别组织我们小学生前往礼堂，聆听表现良好者的亲述经历，而我们则坐在下面，与大人们一同高声呼喊口号。

弟弟向我透露了一段往昔的片段：他们的老师将一名稚气未脱的小同学唤至一侧，对他进行了盘问。老师质疑他是否为间谍，小同学坚定地否认了这一指控。然而，老师以罚站凳子作为威胁，警告他若不坦白交代，必将遭受惩罚。在饥饿的煎熬中，小同学终于承受不住压力，不得不向老师举报了一个人。他回忆说，那是在酷暑难耐的夏日，他的大伯派遣了一位名叫小李的年轻人来接他回家度假。途中不幸遭遇暴雨，河水猛涨。小李骑在马前，要求他紧紧抱住自己的腰，随后在马背上挥鞭，强行驱马冲过了河。小同学对小李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认为他极有可能是国民党派来的间谍。因为在那次险象环生的经历中，他们几乎被洪水吞噬，小李的行为显然充满了恶意。

老师耐心地记录着小同学所披露的情况，随即面露喜色地告诉他，他已经成功通过了考验，可以返回宿舍安心休息。后来，小同学得知，靖边县竟然误将小李当作“特务”，让他承受了极大的折磨。成年之后，他对九岁那年的无知深感懊悔，那场无心的伤害给一位并不相识的大哥哥带来了痛苦。

在整风运动的波涛中，教师与学子皆被勒令滞留原地，历经数月紧绷的氛围，局势才逐步缓和。

校长宣布，全体师生正投身于整风活动，期间禁止离校。李伯父显得不解：“孩子们整的风究竟是什么风？”他的话音刚落，弟弟便兴奋地插话，不顾我的劝阻，热情地描绘起学校整风的场景：“我们学校的整风气氛热烈，甚至有同学遭受了严厉的体罚，大家齐声呼喊口号！”李伯父专注地倾听，脸上露出愤怒之色。他立即拨打电话，向中共西北局的高岗局长汇报：“大人参与整风，孩子们却遭受拘捕和暴力对待？！”一周之后，西北局派出了调查小组抵达学校，校方领导向那些因错误整肃而受影响的教师致歉，并承认了历史上的错误处理。

李富春与蔡畅远赴东北，将我交付于任弼时之手。在延安的岁月里，得益于这些亲切的叔叔阿姨们的关怀，我从未感受到一丝孤独。

往事

1948年，党中央高瞻远瞩，决定派遣一批杰出人才赴苏联深造，队伍中不仅有革命烈士的子女，更有中央领导人的后代，诸如邹韬奋之子邹家华、叶挺之子叶正大与叶正明、高岗之子高毅、李硕勋之子李鹏，再加上我，共21位同志。在离别的那个时刻，领导们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国家正处于战火连天的艰难时期，他们将肩负起战场的重任，而我们则应全身心投入学业，待学成归来，为国家建设新生的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我国的苏联时代，我们学习的专业均经过精心筛选，旨在服务于建设事业。叶挺将军不幸在飞机事故中英勇捐躯，他的两位子嗣秉承父志，立誓自主研制飞机，于是选择了航空学院深造。林汉雄先生在父亲离世之际，援引列宁的名言——“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便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水电专业。然而，在“文革”时期，中央成立了一个名为“4821专案组”的机构，专责审查21位留苏学生中的“苏修特务”，自那以后，“4821”这个名字便家喻户晓。时至今日，尽管这些“4821”成员中许多人已经身居要职，但每当他们相聚，便忘却身份的差异，宛如重返那充满温馨的校园时光。

林汉雄，我的丈夫，他是张浩之子，亦曾与我共同度过留苏的时光。在今日，许多人将林育南、林育英与林彪三人并称为“林氏三兄弟”。林家，一门显赫的望族，林育南，林彪的兄长，亦为我国革命的先驱者，与董必武同属一代人，其资历之深，不可小觑。林育英则是引领林育南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人物，在革命岁月中，他以张浩的化名活跃于世。至于林彪，则是在林育英的悉心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尽管他们同根同源，出自林家这一大家族，但若单从血缘关系而言，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已渐行渐远。

张浩，早年投身于湖北的工人运动，资历颇深。在他1942年离世之际，他向身边的人表达了心愿，希望死后能安葬于杨家岭对面的桃花岭，意在日日俯瞰党中央与毛主席。在延安，中共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领导亲自抬棺，将其安置于桃花岭，这亦是毛泽东生平中唯一一次亲自执绋抬棺。

自我国解放以来，林彪始终对我母亲，也就是张浩的夫人，抱以崇高的敬意。但自从他与叶群结为连理，我们与林家的来往便逐渐减少。母亲曾感叹，叶群将叶家的众多亲属引入林家，对待林家人的态度显得分外疏远。

访问毛家湾与林彪的会面次数寥寥无几。当时，林彪的父亲尚在世，我们尊称他为“林四爹”。前往拜访林四爹时，偶尔能遇到林彪本人。林汉雄的兄长在哈尔滨担任市委副书记，在“文革”期间遭受了冲击，他渴望到北京面见“林副统帅”。我们拨通了林彪的电话，但他的秘书仅带来了几本《毛主席语录》。在婆婆通过林彪的姐姐成功联络到林家后，叶群传话过来，表示林彪的身体状况不佳，仅能交谈二十分钟。当林彪步出会客厅与我们相见时，言语不多，面色亦显不佳。那时，我已经听闻林彪在战争年代累积了许多疾病，他惧怕强光与风。我们仅是简短地寒暄了几句，见到了林彪的两个孩子，只知道他们分别叫老虎和豆豆。直至“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才知晓他们的真实姓名，分别是林立果与林立衡。

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我家同样未能逃脱这场灾难。林汉雄，一位在水电部工作的同事，不幸被非法拘禁。公安局的介入使得家中的气氛愈发紧张。我在被囚禁一年后，才得以重获自由。我的婆婆，一位资深的革命者，对此事深感愤慨，她四处奔走，不遗余力地寻求申诉的机会。

大约在1975年，一位老友不经意间向我们透露了一个消息：据说江青与毛主席之间出现了分歧，毛主席的信件如今可以径直送达他手中。听闻此言，我们立刻以家慈的名义给毛主席寄去了一封简短的信件，简要地汇报了我们家的近况。不久之后，水电部派遣人员前来，邀请我和家慈与林汉雄见面。原来，他一直被囚禁在总后勤部的一个隐蔽地点，负责其专案的小组人员众多。到了1975年10月1日，被囚禁了四年的林汉雄终于重获了自由。然而遗憾的是，我的弟弟在“文革”期间不幸受到牵连，于1974年因肝癌离世。

历经漫长的沉默，“项英”这个名字近期逐渐浮现在学术界的眼前，亦引发了公众的瞩目，对他的评价也逐渐趋向公正。我，身为项英之女，无意以个人身份卷入其中。我认为，对父亲的评价还是留给历史去裁断，因为历史自有公理，是非曲直终将水落石出。我愿意接受历史的评判。我深信，历史终将还原其本真面目。我与父亲那一代人的过往，是共和国珍贵的历史印记。愿那些令人痛心的往事，永远成为这个国家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