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所有变革都声势浩大，清朝与西方世界的外交破冰，竟始于一份看似寻常却实则内涵丰富的“回书”。这份在1844年诞生、回应美国总统国书的文书，在学界曾被误读或忽视其独特性。它不仅挑战了清廷森严的“天朝体制”，更颠覆了传统对“国书”的认知。本文将深入剖析这份特殊“回书”何以成为清朝对外发出第一份“国书”的真相，以及它如何开启了晚清外交文书制度的复杂转型之路。

传统壁垒与新来者

清代官方文书体系等级森严，其诏令类别主要分为“制、诏、诰、敕”四种，每一种都有明确的用途与规制。其中，“诏书”在清廷眼中地位极高，专用于皇帝登基、亲政等一系列举国关注的重大政事。它的颁布需要昭告天下官民，并伴随隆重的典礼仪式，彰显皇权的正统与权威。

“诏书”的格式有着严格的规定，通常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作为起首，随后详细阐述诏告的具体事由，最终以“布告天下，咸使闻知”结尾。颁发时，文末会写明下诏的时间，并加盖象征最高皇权的“皇帝之宝”印玺。此外，清朝在敕封朝鲜、琉球、安南等藩属国国王时，也会颁赐此类诏书，作为维系宗藩关系的官方凭证。

然而，在1844年，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使团，由顾盛率领的美国代表团踏上了古老的中华大地。他们此行怀揣着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期许，也开启了晚清王朝与西方世界交往的新篇章。顾盛向清廷提交了美国总统的国书，并明确希望中国皇帝能够“俯赐玺书”作为回应。

面对这份来自远方的请求，时任两广总督的耆英迅速上奏道光帝。他建议清廷向美国“颁赐诏书”，以示羁縻之意，即采用传统宗藩体系下的笼络手段。道光帝对耆英的提议表示同意，并进一步要求耆英亲自撰拟一份符合“天朝体制”的诏书。这是清廷在维护自身尊严的前提下，对西方挑战所做的初步外交尝试。

回书玄机

耆英迅速着手撰拟了这份文书，并呈送给道光帝御览。道光帝在审阅之后，对耆英的文稿表示了高度的满意。他随即命令专人将这份文书予以精细装裱，并加盖了“敕命之宝”印玺。最终，道光帝要求耆英将这份特殊的文书转发给顾盛使团，作为对美国国书的正式回书。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文书在当时以及后来的研究中，其内容与性质常被误解为一份标准的诏书。然而，深入探究便会发现，它与清朝惯例的诏书截然不同，实际上成为了清朝入关以来对外发出的第一份具备“国书”意义的官方文本。这份回书以道光帝的第一人称视角书写，但其起首却并非传统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它破天荒地以“大皇帝问伯理玺天德好”开篇，这与清代诏书的固定格式完全不同。尽管文中仍旧鲜明地体现了“天下共主”的地位，例如“朕仰承景命，抚驭中华，薄海内外，视同一家”等表述，这在清代的诏书和敕谕中亦有所见。然而，其内容至此便告一段落，并未出现传统诏书末尾“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一类的落笔。

在清廷最终发出的这份回书中，落笔时间附近加盖的也不是象征皇帝最高权力的“皇帝之宝”印玺，而是通常用于敕书的“敕命之宝”。清廷下发的这份回书，无论从内容还是格式上，都与标准的“诏书”存在明显差异。再考虑到这份文书由地方大员耆英撰拟，且下发流程颇为简单，可以说它仅仅拥有“诏书”的名称，而无“诏书”的实质。

既然清政府的这份回书与传统“诏书”存在显著区别，那么该如何准确理解它的性质呢？经过细致的探寻与比对，有一种文书的格式与此极为类似，那便是顾盛使团最初希望清廷赏赐的“玺书”。“玺书”的格式极具特色，它的起首通常就是“皇帝问某官”、“皇帝问某国王”，这里的“问”字明确表示“问候”的意思，并且它也没有固定的落笔结尾形式。

因此，如果仅仅从文书的文本内容上看，道光帝的回书显然更像是一份“玺书”。这份道光帝回书的格式特征不容忽视。它既没有对美国总统“伯理玺天德”、“合众国”等名称进行抬格书写，也没有在涉及本朝的“大皇帝”、“朕”、“钦差”等字词时进行抬格处理。可以说，它在形式上并未严格执行清朝的抬头制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文书中的尊卑等级之分。

相较于清朝颁发给朝贡国的那些带有明显上下级色彩的“诏书”或“敕谕”等下行文书，这份回书无疑是一个难得的特例。值得一提的是，清廷当时同时向美国颁发了一份满文版本的回书，其内容与汉文本基本保持一致。这种做法表明，这份最后清廷给美国总统的回书，是一种名为诏书，实质上杂糅了玺书与敕谕的复合型文书。

它的格式也没有完全执行清朝的抬头制度。这种复合性质的文书，尽管在字里行间仍旧残留着“天朝观”的影子，却也明确表明清廷并未将美国视为传统的朝贡国。它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清朝与外国之间的尊卑观念，从而适应了当时清廷对外交往的实际需求，体现了面对新挑战时的灵活性。

转型之路

这份道光帝的回书，无疑成为了清朝此后发给西方各国“国书”的前身。从此，清朝对外发出的国书沿袭了“大清国皇帝问某某国君主好”的格式，但在印玺的选择上，则改用了更具权威性的“皇帝之宝”，从而明显提高了国书的规格。不仅如此，后续的国书还开始将中外国名以及中外国君的称呼都进行了抬格处理，这意味着清朝在外交文书层面上，真正向着对等关系迈进了一步。

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清廷并没有顽固地固守传统的宗藩体制。他们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观感和定位开始发生变化，明确承认这些国家并非中国的朝贡国。由此可见，虽然清朝君臣在观念上仍坚持“天朝体制”，并为了避免出现觐礼之争，极力劝阻英美等国的使臣进京觐见，但中西国家之间的文书往来机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清朝君臣将美使顾盛携带的文书视为正式的“国书”，并且保留了其起首的对等性表述以及西方纪年方式。而道光帝对于美国总统的回书，也在内容和格式上淡化了传统的尊卑观念。这种文书往来方式，与以往的朝贡文书体制迥然不同，“国书”由此变成中美交往伊始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其性质也发生了质的飞跃。

自此之后，清朝君臣开始将英、美等西方国家使者呈递给清廷的文书都一律正式称为“国书”，并且给予相应的回书。这标志着具有平行意义的“国书”概念，开始成为晚清中国与非朝贡国家进行官方往来的主要文书形式。经历了鸦片战争的洗礼，清朝君臣逐渐认识到英美等西方国家并非中国的朝贡国，并开始将它们视为“有约国”。通过国书内容和呈递程序的变化，可以看出中西国家在外交地位上已基本趋于对等。

另一方面，中西国家间传递信息的路径也与以往大相径庭。在西方常驻使节制度的影响下，英美等国发送的国书主要作为公使的信任状和礼仪信件，通常不再包含具体的政务信息。此时，常驻清朝京师的驻华公使，则通过“照会”来传递具体的政务信息和外交事项。当清政府开始采纳这一西方制度后，“照会”自然也成为了清朝驻外公使对外传递信息的载体。

然而，由于清朝皇帝在外交事务中仍扮演着核心角色，清廷对英美等国发出的“国书”仍然可以承载和传递重要的政务信息。这就使得清政府对西方国家的信息传递出现了“国书”与“照会”并行的双重路径。在面临西方国家对“天下观”和“大一统”传统观念的冲击时，清廷通过这种方式重塑了中西关系。

“国书”的概念重新出现，其性质、内容和用途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清廷以此实现了与西方常驻使节制度的初步接轨，使得对西方国家传递信息的方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西方外交体系通过欧洲各国间的战争与国际会议逐步得到规范，并伴随着英法等国的殖民扩张，迅速传遍了世界各地。当西方外交体系与世界上其他区域的外交体系发生冲突时，这也成为了非西方国家共同面临的外交转型问题。

由于各国政治文化的不同和现实需求的差异，欧洲外交体制在全球传播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西方国家的外交官一方面会在中国表现出随意行事的一面，却又对清政府的外交举措是否符合西方规范做出评定，这表现出鲜明的“西方中心”色彩。然而另一方面，对于清政府应用常驻使节制度时出现的一些复杂情况，例如清朝访问使节呈递国书，且国书本身仍传递一些重要信息时，他们也会在实用主义的考虑下表示接受。

在具体的交往中，可以看到顾盛使团在命名其携带的文书时，使用了中国的“玺书”概念。顾盛使团交出的汉译本国书，更是遵循了中国的文书格式与话语体系，这体现了双方在初期交往中的相互适应。面对着西方外交体系扩张的潮流，清政府显然并非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在对外交往中，清廷仍保持着务实性与灵活性的特点，展现出一定的自主性。

清朝君臣会主动以入关前的“国书”概念来命名西方国家使者呈递的文书。在满足他们对等与平行的要求下，清廷回复了一份没有抬格、杂糅了玺书与敕谕的特殊文书。而在向西方国家派出驻外公使时，清廷又在形式上效仿了它们的信任状制度。晚清时期的“国书”依旧是对等国家的往来文书，不过此时清廷发出的“国书”不仅具备西方常驻使节制度下信任状的作用，同时还可以传达重要信息，仍然保留着其固有的政务用途。

笔者以为

道光年间清廷对美国总统的回书，并非仅是西方外交规则的单向移植，而是清政府在“天朝观”受到冲击下，对传统制度的务实调适与创新性发展。这种“名实相异”的特殊国书，及其后续的演变，不仅标志着晚清中国与非朝贡国文书往来机制的变革，也折射出清廷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在保持自身外交主体性的同时，努力寻求与世界接轨的复杂历程。清政府对传统制度进行调适，延伸与发展出了新的对外交往模式，从而与西方外交体制实现了接轨。西方外交官的“西方中心”色彩与实用主义考虑，以及清朝传统制度的调适，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晚清时期清政府对外传递信息方式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