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刘少奇同志被推选为国家主席。此消息一经公布，工作人员无不欢欣鼓舞。当刘少奇同志返家途中，众人特意排列成列，热烈欢迎，以表庆贺之意。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刘少奇同志却面带忧色，脸上不见半点喜色。

这疑团始终笼罩着，直至久远之后，刘少奇的爱人王光美揭露了真相，人们方始洞悉，刘少奇在荣膺国家主席之位后，为何总是心事重重。

01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被选为国家主席。但是在此后不久，毛主席便在不同场合表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

在当时，毛主席正处于壮年时期，其此举实难让人捉摸。然而，那些与毛主席日夜相伴、深知其性格脾气的老战友，诸如周总理、朱老总、刘少奇等，却能深刻领悟并理解毛主席的这一“表示”。

身为国家主席，频繁出席各类活动与履行外交礼节在所难免。然而，毛主席对此深感困扰。他渴望生活得更为纯粹，将精力倾注于民生改善之上，或是把握时间，深入思考国内外重大议题，而非将宝贵时光耗费于琐事之中。

于是，毛主席多次向党内党外各界人士，透露自己不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想法。一开始，很多人表示不理解，甚至产生了震动和不安，因为毕竟毛主席在全党全军各民族之间的声望很高。

不过，毛主席并没有因为外界的不理解而改变自己的想法，他一步步慢慢推进，解释自己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理由。最终，在毛主席的努力下，他辞去国家主席的想法，在党内外逐渐取得了理解和赞同。

1958年，在八届六中全会上，中央正式做出了同意毛主席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决定，就这样，毛主席不做国家主席的事确定了下来。那么，该由谁来出任下届国家主席呢？

02

当时，国家主席的人选颇多，经中央书记处初步商议，最终将目光聚焦于朱老总和刘少奇两位杰出领导人。

一般而言，毛主席不连任，由上任国家副主席朱老总来担任国家主席，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实际上，那时党内的领导高层，以及党外民主人士，确实是这样的考虑，决定由朱老总来担任下届国家主席。

此观点可从中央发布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中得以证实。名单中并未透露国家主席的候选人信息，仅罗列了人大常委会的候选人名单，其中刘少奇同志被列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候选人。

这就明显地透露了一个信息，朱老总是下届国家主席了。不过，朱老总看到这份名单之后，他虽清楚中央的用意，却并不同意中央的安排，他认为刘少奇比自己更适合当这个国家主席。

这缘于国家主席的职位，远非仅仅一项崇高的荣誉。在获得这份“荣光”之际，当选者亦须肩负起国家主席所应承担的一系列责任，诸如出访、会晤、接待等。这些具体事务繁多而复杂。

朱老总深知，自己多年来致力于军事领域的研究，相较之下，对于这些纷繁复杂的事务，他并非擅长。而刘少奇则在这方面表现出更为卓越的才能。

在毛主席执掌国家主席宝座期间，日常事务的处理多由刘少奇负责。每当毛主席不在中央主持工作，刘少奇便担起代理其职责的重任，这一传统自延安时期便已形成，至今已有数十载的历史。

在重庆谈判的历史关头，毛主席临别之际，向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郑重表示：“蒋介石屡次盛邀我赴渝，此次我必须前往，此行关乎国家根本大计。若不幸遭遇不测，你们便请刘少奇同志接替我的职责。”

对此，中央其他领导人亦赞同毛主席的部署，此情形昭示，早在过往，众人对刘少奇之才干已有所共识，亦充分印证了刘少奇具备相应的能力。

此外，刘少奇在党内享有极高的声望。正是基于这一点，朱德总司令对中央的任命表示了异议，他向中央撰写了一封亲笔信，坦诚地表示自己并不适宜担当国家主席的重任，并竭力推举刘少奇出任此职位。

在接到朱老总那封言辞真挚的信件后，中央领导层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并采纳了朱老总的建议。据此，刘少奇同志被确定为国家主席候选人，这一方案于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顺利通过。

刘少奇虽晋升为国家主席，心中却并未感到喜悦。归家后，面对热烈的欢迎队伍，他无言以对，径直走进办公室，一支又一支地抽起烟来。他的眉头紧蹙，凝视着房内悬挂的那幅巨大的中国地图，陷入了沉思的深渊。

旁人或许难以洞悉刘少奇心中沉重的忧虑，然而，作为他身边的伴侣，王光美却对丈夫的忧愁了如指掌。正如先前所述，一旦身居国家主席之位，便须肩负起与之相匹配的重任。彼时的中国，内外交困，可谓身处多事之秋。

在国内，国民经济时常面临严峻的挑战。基建发展速度过快，导致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例严重失衡。大规模的钢铁生产和工厂建设，导致农业劳动力骤减，农业生产比重随之下降，粮食供应紧张，国家财政收入亦显著下滑。

国外，美西方国家加紧对我国的封锁，反华浪潮越发泛滥。国家内忧外患，人民过不上好日子，刘少奇哪能不忧虑？

刘少奇未曾向外界吐露其心中的忧虑，而唯一知晓其不安的王光美，也未曾将此事公之于众。直至日后，她才偶然透露了些许信息——但这已是另一段故事，暂且按下不表。

03

尽管前方布满重重挑战，刘少奇却未曾退缩，亦无惧色，勇往直前，决心攻克国家面临的难题，竭力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

为应对所面临的问题，1960年，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旨在调整国民经济结构。随后，刘少奇同志携夫人王光美，以及随行工作人员，乘坐吉普车，自长沙启程，开始了为期44天的深入乡村的调查之旅，以全面了解实际情况。

刘少奇调查天华大队

吉普车穿梭于道路，时而疾驰，时而停下，刘少奇不时地步出车外，深入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考察。此时的刘少奇，心头仿佛压着铅块，沉重无比。他并未目睹人潮汹涌的壮观景象，所至之处，皆是死一般的寂静。而那些面容憔悴的百姓，无一例外地流露着深深的忧虑。

行至田畔之际，刘少奇便指示司机即刻停车。他迈步踏入田间，仔细查看一众人等遗留的排泄物，眉宇间的忧愁愈发深重。原来，刘少奇发现粪便中充斥着大量粗纤维，此现象之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粮食摄入不足，野菜食用过多所致。

刘少奇与民众交流

若频繁以野菜为食，则可推知种粮的农户面临吃饭的难题，因若饮食无忧，众人自不会将野菜作为日常饮食。每当想到农民连饭都成了问题，刘少奇心中便充满了痛楚。

此后，刘少奇更加珍惜每一分时间，深入细致地开展调查研究。他穿梭于民家，考察山林与水塘，与干部群众亲切交谈，亦与干部们坦诚相见，他言：“讲话无需拘束，有何感即谈何感，即便言有失，亦无大碍。务必解放思想，切勿有所顾虑。”

于是，干部与群众依次倾诉着眼前的困境。通过深入基层，刘少奇搜集到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从而洞悉了民众最迫切的需求。

在那44个日夜里，刘少奇走遍了田间地头，足迹遍布宁乡、长沙、湘潭等地超过10个生产大队，行程累计逾4000公里。他亲尝了农民用以充饥的野菜和糠粑粑，深刻体会到了农民生活的艰辛与不易。

刘少奇对农民的温饱问题有着深切的共鸣，这份切肤之痛令他感同身受。在这样的情感触动下，他由衷地发出感慨：

“若是继续如此行事，后果不堪设想！必须立即停止这种做法！是时候进行反思与总结了！””

1962年春，首都北京召开了盛大的会议，与会人数超过七千之众，因此这场会议被后人亲切地称为“七千人大会”。在会上，刘少奇同志将自身的调查成果整理成报告，并进行了深入阐述。

刘少奇明确指出：“就当前的国内形势而言，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在经济领域面临相当严峻的挑战。”他强调，要扭转这一局面，就必须对诸如浮夸风气、干部盲目追求指标等现象进行有效遏制与斩断。

刘少奇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建议与见解，赢得了与会同仁的一致认可。随后，中央迅速启动了大胆而果断的改革措施。至1963年，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已初显成效。

刘少奇的思考日益精深，着手规划经济改革的试点工作。他时常与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进行深入交流，探讨经济改革的方案。刘少奇向薄一波表明，计划在一个城市开展经济改革的试点，待取得成效后，再向全国范围推广。

他提出，经济区不应与行政区完全重合，主张以经济手段调控经济，并对工业管理机制进行革新。他言道：“让党委和政府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这不是更好吗？处于企业之上、矛盾之中，我们负责评判问题，而非直接参与其中，这不是更佳吗？”这一设想标志着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对传统经济管理模式实现了颠覆性创新。

历经改革的风雨，至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以当年价格计达到2235亿元，较1957年的1241亿元实现了显著增长；粮食总产量高达3891亿斤；钢材产量更是飙升至1223万吨，比1957年的535万吨翻了一倍有余，较1963年增长了83%。

在工农业与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上，与1960年的调整前相比，农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21.8%增至37.3%；轻工业的比重也从26.1%上升至32.3%，而重工业的比重则由52%降至30.4%。农轻重比例关系逐渐趋向合理。正是如此，新中国走过了最为艰难的岁月，刘少奇同志的贡献不可磨灭。

然而，刘少奇并未因此松懈对工作的严谨态度。在日后的岁月里，他依旧勤勉不懈地投身于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他深知，权力与官职皆源于人民的赋予，其使命唯有为人民谋求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