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写在十元纸币上的电话号码，导致中共在台湾的整个地下党组织几乎被连根拔起，超过千人牺牲。 这是近期热播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背后真实的历史悲剧，也是中共隐蔽战线史上一次罕见的重大损失。

1949年，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溃败，其庞大的特务机器抢先一步撤往台湾。 军统改组而来的“保密局”上万名特务，以及中统改组而来的“内政部调查局”相继迁台，使得这个面积仅占全国3%的岛屿，瞬间布下了空前密集的特务网络。

1949年5月20日，台湾全岛颁布戒严令，规定“造谣惑众者处死”。 随后出台的《惩治叛乱条例》将“为叛徒宣传”等言论也定为重罪。 1950年吴石案爆发后，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实施《戡乱时期检肃条例》，治安机关仅凭“嫌疑”即可逮捕民众，知情不报者同样获罪，而检举者则可分得叛徒财产30%作为奖金。 这种激励制度让特务们“如同打了鸡血”。

在蒋经国开始负责特工工作后，特务机构迅速膨胀，人员增至五万以上。以当时台湾不到一千万的人口计算，相当于每两百人中就有一名特工。 整个白色恐怖时期，因“叛乱”罪名被逮捕者约五万人，其中超过一万人被定罪，约四千人被处死。

面对如此严酷的环境，中共在台湾的最高领导机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台工委）的处境极为艰难。 台工委书记蔡孝乾，这位曾参加过长征的台湾籍党员，在1950年1月被捕后迅速叛变。

叛变并非毫无征兆。 蔡孝乾生活腐化，沉溺于西餐牛排等享受，甚至与自己的小姨子存在不正常关系。 更致命的是，他严重违反了隐蔽战线“单线联系、互不交叉”的铁律，他本人既与吴石联系，又掌握着与朱枫的联络渠道。

蔡孝乾被捕时，特务从他身上搜出一张十元纸币，上面写有两个电话号码，一个是吴石的联络人朱枫的女婿家，另一个是台工委邮电支部书记计梅真的。 这个致命的线索，让国民党特务顺藤摸瓜，几乎将台湾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

蔡孝乾叛变后，中共在台湾的地下情报网络“东海小组”随之暴露。 这个小组的核心成员包括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枫、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高参陈宝仓以及吴石的副官聂曦。

吴石是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级别最高的中共情报人员，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才华横溢，曾深受蒋介石信任。他于1949年8月奉命赴台，继续为解放事业提供核心情报，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等绝密资料。

朱枫原本即将从香港返回上海与家人团聚，却临时受命赴台接替牺牲的交通员。 在台期间，她多次与吴石秘密会面传递情报。 当危险逼近时，吴石冒险为朱枫开具通行证，安排她搭乘军用飞机前往舟山，希望她能辗转返回家乡宁波镇海。

然而，朱枫的脚步永远停在了舟山。1950年2月，她在舟山被捕。 吴石也在家中被保密局特务带走，调查人员在他家中搜出一份由陈宝仓手写的情报，陈宝仓随之被捕。

在狱中，吴石遭受酷刑折磨，一只眼睛失明，但始终坚贞不屈。 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人被押往台北马场町刑场。

面对枪口，吴石从容吟诵绝命诗：“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朱枫身着碎花旗袍，神态自若；聂曦被押下囚车时，昂首挺胸，留下大义凛然的照片。

由于叛徒出卖和组织内部的系统性漏洞，台工委遭受了毁灭性打击。 在台工委被破坏后，李妈兜等人曾试图重建组织，但很快又被破坏。 陈福星等人在山区重建的省委组织也未能幸免，几百人相继被捕被杀。

除了真正的中共地下党员，白色恐怖时期还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 1950年3月，台湾糖业公司和台湾电力公司两位总经理被枪决，前者的罪名是“故意不出售公司的糖，准备让中共接收”，后者的罪名是其子曾在台大参加学运并去了大陆。

山东烟台联合中学总校长张敏之，曾带领八千多名山东流亡师生南下澎湖。 澎湖防卫司令为强迫学生参军，对师生施以酷刑，百余人遭处决。张敏之等七人最终在台北被枪决。

在这场浩劫中，许多普通人也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卷入。 计梅真，这位台工委邮电支部书记，在被捕前一直致力于组织工人运动，启蒙年轻工人们的思想。 1950年10月11日清晨四点，她在台北延平南路看守所被叫醒，从容梳好头发，面带微笑走向刑场。 同一天，她的战友钱静芝也在马场町就义。

特务头子谷正文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这些共产党人“党性坚强”。 他对蔡孝乾的评价则是“最无用最无志之人”。 蔡孝乾靠出卖同志换来了国民党少将军衔，却让子女改姓、隐姓埋名60年。

台湾白色恐怖的严重程度，使得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后，几乎无法恢复，台湾一度成为中共力量的真空地带。 这与中共在大陆时期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即使省委机关被破坏，后来也能恢复，或在两省交界处继续游击斗争。 而台湾四面环海，在敌人力量不断增强的孤岛上，撤退和隐蔽的难度极大。